技术工人个体特征与阶层认同——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数据,研究技术工人的不同特征与其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表明,技术工人的户籍、婚姻状况等因素与其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不大;技术工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资格等级、收入、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等因素则与之关系密切。女性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技术工人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文化程度者;高收入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技术工人的年龄、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都呈现出一种U形相关状态;技术工人的职业资格等级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形相关状态。     

房价、房产与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地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城市住房商品化过程,住房正在成为城市家庭财富的重要指标并影响着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而住房与主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关系受到宏观住房市场波动的调节。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城市房价变动数据的分析发现:相对于收入分层,一个以住房财富划分的住房阶层已经形成;家庭房产数量与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有显著关系,家庭房产越多的城市居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家庭房产数量对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受到宏观住房市场波动的影响,城市的房价增长率越大,越会降低拥有一套住房的城市居民的主观阶层地位,但对拥有两套房及多套房的城市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一个方面显示出,在快速变动和分化的社会背景下,日益滋生和增长着中产阶级焦虑。     

职业特征、生活感知与城乡居民阶层认同 ——基于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中国数据,描述了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分布情况,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别考察了职业特征和生活感知两组变量对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性质差异、工作独立性和工作权威性等就业过程中的个人职业状态和属性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效应,即脑力劳动比重大、独立完成工作任务程度高以及具备管理他人的工作权力更易获致较高的阶层地位认同;个人生活满意度、生活愉悦度和自评健康状况等主观感知与阶层认同也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体现出社会成员不同维度主观体验之间的连带效应.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基于CSS2013的实证分析

客观阶层地位是居民在社会分层中的结构位置,主观阶层认同是居民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主观态度.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年的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和交叉分析发现,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总体上具有微弱的一致性,但在内部结构上存在差异.客观阶层地位中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呈现金字塔型,主观阶层认同呈现下偏的橄榄型,主观阶层认同具有中间化趋势.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     

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户籍制度与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共同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多元城镇化路径。文章基于全国性微观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统计模型来定量研究中国多元城镇化路径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首先,城镇化路径中自致性路径、先赋性路径、农民工路径、政策性路径四类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呈现梯度降低的分布规律。其次,相比没有发生流动的农村居民,自致性路径、政策性路径和先赋性路径均对个体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农民工路径则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拉低作用,但统计性并不显著。再次,不同城镇化路径群体中男性的主观阶层认同都要低于女性,这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文化模式有关。最后,多元城镇化路径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自致性路径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农民工路径则对女性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拉低作用。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     

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文通过对沈阳市622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在心理健康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水平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社会信心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沈阳市居民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不同。具体表现为,男性的心理健康体验与人际适应体验高于女性;青年与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心理健康体验与心态平衡体验,中青年人的成长体验水平更高,老年人则具有较高的知足充裕体验;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相比,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体验。     

家庭教养方式对小班幼儿害羞的影响

采用秦玲玲修订的《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和韩丕国等人所编制的《学前儿童害羞量表》对郑州市普通幼儿园104名小班幼儿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害羞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父母对男孩较多采用偏爱型家庭教养方式;母亲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采用温情与理解型家庭教养方式;2）家庭月收入越低的幼儿其同质-被动型羞怯程度越高;母亲学历较低的幼儿越容易产生公众-被动型羞怯;3）温情与理解型家庭教养方式对幼儿害羞有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父母所给予的温情与理解越多,幼儿害羞的可能性越小。     

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主要以父亲特质或者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来代表家庭背景,母亲的影响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母亲在子代教育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基于地位获取模型,将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影响因素单独提出来以检验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采用CGSS2010数据,通过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越高,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相应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要高于父亲的影响,对子代收入获得的影响与父亲的持平;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家庭资本与农村籍学前教育师范生返乡从教意愿的关系：乡土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农村籍学前教育师范生家庭资本、乡土文化认同与返乡从教意愿的关系,研究对江西省赣州市、宜春市两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农村籍学前教育师范生进行问卷调查。经过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和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乡土文化认同对农村籍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返乡从教意愿有显著预测作用;家庭资本虽然不能显著的预测返乡从教意愿,但能够通过乡土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显著预测返乡从教意愿,即家庭资本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越强,返乡从教意愿越强。 关键词：家庭资本;乡土文化认同;返乡从教意愿;中介效应     

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农户收入差异分析——以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为例

通过对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234户农户进行实地走访和调研,获取了农户收入相关数据,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户收入结构进行了比较,并着重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认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收入越高;户主为40～50岁的家庭,其收入处于最高峰,户主为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家庭,其收入相对较低;农村家庭中非农劳动...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农户收入水平与宗教信仰:U型曲线假说及其验证

关于农户收入水平与信仰宗教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为:收入水平与农户信仰宗教概率间究竟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提出收入水平与宗教信仰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的理论假说,进一步利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零膨胀泊松模型和Logit模型对假说进行证实.基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知,家庭人均月收入处于1826~2921元区间的家庭的宗教信仰概率最低;人均月收入低于1826元时,人均月收入水平越低,该家庭信仰宗教的概率越高;当人均月收入高于2921元时,人均月收入水平越高,该家庭信仰宗教的概率越高.     

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阶层认同差异,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对农民工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己的教育程度、务工地区、月工资收入、基本医疗保障状况、社会群体冲突感以及对未来三年生活的预期对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有显著的影响。要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评价,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农民工自身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的同时,降低其社会冲突感并提升其生活预期。     

涉农政策满意度如何影响村民自治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政策与村民自治是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2017年3844位农民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考察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的关系,并进行异质性和影响路径的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涉农政策满意度可归因为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和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其中,农民对保障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对综合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越高,其参与村民自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且对农村男性、老年、中等收入家庭农民的影响尤为明显。从影响路径看,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来增进村民自治的参与度,而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通过这一路径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表现并不明显。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涉农的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