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论光武中兴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

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和完成全国统一的过程中,构建起以皇帝、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统一战争结束后,他通过撤销和削减诸大将军、将军职位和改大司马为太尉,逐渐形成以皇帝、太尉、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这一军事领导体制的转变充分体现出刘秀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有利于集中兵权和强化皇权,从而为光武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道教“致太平”的政治理想及其思想特征

道教作为中国古老的民族宗教,一直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出“致太平”的政治理想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道教“致太平”的政治理想表现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协同发展,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公平、平等,个体生命存在的身、心和谐健康等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儒家的人文主义特色的“大同”理想相比较,道教的政治理想是自然主义的,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理性精神。     

董仲舒“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都提出了"致太平"的思想,都把"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但此时的"太平"社会理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思想主要还是一种"太平"观念,还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社会理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董仲舒还提出以"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来达致"太平"。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社会理想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太平"社会理想的提出对汉代社会发展有着指引作用,同时"太平"社会理想也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对现实政治有着批判和矫正功能。"太平"社会理想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对政教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绛与“元和中兴”

本文认为唐宪宗统治期间的“元和中兴”主要在平息藩镇、重振朝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唐宪宗的虚怀若谷、明睿抉择，源于宰相李绛的忠谏极言。大政方略。没有李绛，“元和中兴”将大打折扣。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东汉洛阳的“上林”

东汉洛阳附近有相当密集的苑囿;以上林苑的规模和作用最为显著。以上林苑为代表的东汉洛阳 皇家范囿成为东方都市洛阳最重要的风景之一。上林苑等苑囿的形成,可以体现当时人的自然观和生态 观。我们讨论东汉洛阳地方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历史时,不应当忽略与此有关的生态环境的背景。     

“度田”斗争与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为了解决流民和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极力推行“大田”政策，打击豪强地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了官吏廉洁勤政风尚的形成。     

东汉外戚的作用

东汉外戚的权势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他们仗恃淑房之宠、技庭之亲内干机密，出纳王命，典领军队，卫国安邦，对东汉政治的兴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古代王朝“中兴”局面的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不仅出现过史家称赞的“大治”局面,而且也出现过“宣王中兴”、“少康中兴”、“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元和中兴”、“弘治中兴”、“同治中兴”等“中兴”局面。这些王朝的“复兴”,发生在“大治”盛世之后,面对的是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外族侵扰等内忧外患,为了守住并振兴祖宗开创的基业,“中兴”之主冲决种种羁绊,继承创新,开拓进取,推行“新政”。首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政治制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严格选拔官吏,建立德才兼备、廉洁务实的官僚队伍,确保政治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为王朝“中兴”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其次,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轻徭薄赋,扶贫救灾,调整和改革财政经济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为王朝“中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再次,不断调整与边疆各民族和各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政策,屯田备边,加强国防力量,为王朝“中兴”创造了安定和谐的外部环境。这些“中兴”之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平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恢复了国家实力,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使王朝由乱到治、由弱变强,促进了王朝的苟延残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

东汉末年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真”思潮,在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虚妄与真实等多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找出路,构成了东汉思想的主要趋向。“求真”思潮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     

简谈庄子的“理想世界”与“理想人物”

庄子把道家“小国寡民”式的“至德之世”,当作自己的“理想社会”而加以追求,正是他“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的学说特质,也是他否定社会现实,崇尚自然,强调返归自然的自由精神所致。庄子的理想人物,虽有“神人”、“至人”、“圣人”、“真人”等的称谓,但其“得道者”的本质与境界都是相同的。尤其是对“道”的礼赞,对“大美”的幢憬、追求,对“畸人美德”的注重关切,都使庄子的理想世界与理想人物,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东汉核心词“男”的语义研究

“男”在M.Swadesh《一百词的修订表》中居17位,是语言中较为核心的词。在“男”的语义场里,“男”是表示这一概念的词的上位词,其下既包括男性类词,又包括指称动物的“雄”。从语义场的角度对东汉时期的核心概念“男”进行粗浅的分析。     

新剧“甲寅中兴”的再审视

新剧“甲寅中兴”指的是从1913年下半年开始到1914年,持续了大约一年多时间的新剧发展态势。一般观点认为新剧在“甲寅中兴”之后,基本就衰亡了。事实上,新剧在上海的剧场演出中仍然占据着很高的比重。现有的大多数戏剧史论著一般不再谈论新剧在1914年之后的状况,用“衰落”两字一带而过,这既是由于史料缺乏,也是主流价值追求造成的思维定势。1914年之后,在游戏场中仍然不间断地上演,而游戏场中的这部分演出是不被主流戏剧史书写者放在新剧的演出中进行考虑的。要还原新剧在当时真实的演出状况,必须对它进行全面的考察。     

“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试论东汉史学政治功用的凸现

西汉前期,统治者对学术研究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因而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在主观上能够相对自由地表达对史学的学术追求。而到了东汉时期,随着统治者对史学控制的加强,东汉史家虽然并未放弃对史学的学术追求,但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日益浓厚,日趋成为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的工具。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著史宣扬统治者的丰功伟绩;在政权式微之际,则纷纷从各个方面探索治国成败的历史经验,撰写史书,以供统治者借鉴。     

东汉震灾与王符的“荒政”批判——基于“短时段事件”的政治文化时空形态考察

王符所著《潜夫论》深淳整穆,时人誉为汉末清议政论文之翘楚.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极言汉政得失.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以时空两个维度作为历史分析的视角,以此理论分析史料,明确王符震灾亲历者的历史身份.从王符独到的平民视角中的灾情描述可以分析出东汉政权的震后“荒政”:从频黜“三公”这一政治现象,探讨“天人感应”衍生的“灾异说”政治思想内核的表象和“内外廷”之争的顶层政治权力分配的实质;从帝王和臣子对“罪己”、选拔“贤良方正”、“有道”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的“荒政”策略的分析,概括当时汉末统治阶层矛盾凸显的现实,分析其对汉末政治结构的破坏作用,为寻找并论证汉末政治社会衰变的重要节点提供历史证据.     

东汉武陵“五溪蛮”大起义考探

本文广摭史料,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东汉初期武陵地区“五溪蛮”大起义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以及东汉政府先后调遣刘尚、马援率大军征讨“五溪蛮”的过程。最后,文章还探讨了起义平息的原因与善后事宜     

"成于乐"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

在儒家思想里,"乐"指快乐,也指音乐、以音乐为代表的宽泛的艺术."乐"对培养人格理想和实现政治理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乐"代表了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     

东汉的私学与党人

东汉的私学兴盛,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和士大夫群体的形成。党人是儒学社会化和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士大夫中的精英和党人领袖多出于私学,党人与私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研究东汉党人,不能忽视私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