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关楚路”:北周射礼的文学书写及其影响

北周射礼建制在宇文邕治下达到顶峰，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在庾信、王褒等降北南士的主导下，一反政治领域“糠秕魏晋，宪章虞夏”的宗周复古原则，突显宗法汉晋的旨向，体现出鲜明的南朝化特征。庾信、王褒为适应宇文邕政权结构调整和一统齐、陈的军政需要，在胡汉二元政治思维的框架下，推尊北周王祚正统，继承汉晋以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颜延之、王融等所奠定的阅武、校射、田猎、游放、宴射、祓禊等文本传统，造就了北周马射赋、观射诗、武将碑铭、燕射歌辞的官样范式，对隋唐射礼赋、边塞诗的发展颇具推动之功。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综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丰硕。传统礼学中,中古从累积进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三礼义疏之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庙堂礼典则经历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权或同时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构,这重构在曲折反复、内容变异的同时,也在丰富乃至改写着中古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内涵,这方面成果迭出,个案累积丰富;乡里礼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礼制下移"趋势,私家庙制、敦煌书仪、乡饮酒礼等均是此脉络中不同侧面的构成点,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稳步推进。     

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政要人物推动下,在《礼制草案》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与逻辑结构（上）

礼义、礼仪、礼制、礼度是上古礼学的内在层级,也是其学说得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保证。其中体现的逻辑关系是：礼义概括礼的本质特性,是礼仪、礼制调整的内在规定,而礼度正是体现这些规定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尺度。礼仪是礼在天人、朝政和人伦交往中程序性的活动,礼制则是在礼器形制、数量方面的规定。四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从理论层面、程序过程、器物使用和调整原则等四个方面维持了礼的运行,使之成为延续数千年并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     

从《弹歌》到射礼——礼仪生成研究断想之一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那么中华民族的礼仪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呢?本文尝试从文学、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角度,从《弹歌》是原始人护尸歌舞的缘由到儒家修身正己之礼——射礼的形成、发展,分析先秦的狩猎、护卫、军事技术是怎样由具体行为发展演化成礼仪的过程,从一个侧面研究先秦礼仪的生成与展开,揭示先秦技术行为礼仪化的具体情形.     

论西周的德治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西周确立的德治思想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甚至是民族心理的形成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其起因、内容以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西周青铜器铭文复音词构词法

在中国语法史、词汇史、文字学史的工作上,殷周时期的语言是首先值得注意的对象。因为就今可见的确实可靠的语文资料来说,殷周时期是中国语言文献历史当中我们能够追溯的最早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时期的语言事实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可能知道此后各个时期语言在发展上的传承关系和新的现象。从西周开始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构词的方法也由单音造词向复音词转变,所以我们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来了解西周汉语复音构词情况。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东周时期的道德虚伪与周礼的名实分离

东周时期,随着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落,社会上逐渐兴起一股道德虚伪的风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道德虚伪主要表现为人们关于传统道德,如仁义、孝道、诚信的外在表现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和反差。该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所固有的结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它是周礼名实分离影响下传统道德衰落的必然结果。     

周初“三监”性质新探

~~周初“三监”性质新探@王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3~~~~~~     

应公鼎铭与周代宗法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新出应公鼎,其铭文有重新释读的必要,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促使今人对周人是否行日名之制、周代宗统君统之关系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该器铭文的"籫"字,属祭祀动词,其义或与进献稻粱祭祀祖神相关."珷帝日丁"是指周武王.武王以日名为称,纯属个别现象,既不能说明应国始终行日名之制,更无法证明姬周王室有类似习俗.综观文献及相关铜器铭文资料,西周及春秋时期并无后世礼家所谓的"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之礼制.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2 0 0 3年 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 2 7件氏铜器 ,其铭文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按铜器铭文内容与器形 ,可分为 3组 8篇 ,并应与 1985年在杨家村发现的另一组青铜器做综合考察。这些资料叙述了单氏家族 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 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史事 ,其中的 12位周王与《史记·周本纪》所述西周王室 12位列王的次序与称名完全一致 ,将 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所未列的西周王室后半世系全部补上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第一次全面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等书面文献的可靠性。同时 ,还为西周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 ,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西周年表”的基本框架可以成立。另外 ,还有助于我们对西周历史文化有关问题的辨误。     

德与周代宗教意识

周人重德,其"德"观念主要运用于政治领域.在周代,"德"乃受命开基之本,长保社稷之所系,为贵族阶级所特有;是以周天子和诸侯为中心包括整个贵族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向四方辐射的控制和统摄力量;是建立在宗法分封基础上,处理多层面政治关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