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从殷墟花东H3卜辞排谱看商代弹侯礼

H3卜辞主人"子"以向武丁献玉为始终,期间有弹射、祭祀、燕飨、弹侯事类的占卜.把"子"从事的这些事类与文献、金文结合研究,可以看出,弹射、燕飨、弹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择士之射、"乡饮酒礼"、大射的过程基本相同.H3卜辞"弹、祭祀、燕飨、弹侯"事类,反映了其主人"子"在武丁统领下"弹侯"活动一个完整周期.以地下考古实物印证的西周、春秋时期举行的带有养老、议会性质的乡饮酒礼、大射礼于一体的礼制,其实早在商王武丁时期,已经成为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这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探源,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论荀子“制礼明分”的经济思想

荀于在其学说中,突出强调“礼”,认为治国首在“隆礼”,但荀子所隆之礼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是和封制度相适应的新礼,而不是西周以来的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旧礼。在经济生活中荀子也十分强调礼的作用。“制礼明分”可以说是荀子隆礼的治国方针在经济上的表现。本文试通过分析荀子的经济思想和制礼明分的关系来揭示荀子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一“制礼明分”是荀子经济思想的总纲 儒学认为,经济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组成的机体。协调这种等级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儒学的基本任务。仁、义、礼是儒学用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核心范畴。     

“射不主皮”榷诂

《论语》中的“射不主皮”是就“礼射”而言的,“礼射”重在礼乐,而不要求必须射中箭靶子,也不以射中与否定高下,因此,“射不主皮”的“射”不是“比箭”之义。《论语》中“射不主皮”的意义等同于“射不主获”,“射不主中”;“皮”义为靶子,用如动词,是中的、中质、中靶之义,而不是“穿破箭靶子”,译注为“穿破箭靶子”,是不舍适的。     

殷商三地射与周代三番射比较研究

射礼是商周时期的一项重要礼仪,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主人"子",先后在■、泞、澭三地举行射礼,文献记载的周代射礼则以"三番射"核心。■地的射礼重在教习,是为祭祀射获牺牲的习射,性质与周代射礼第一番射的"司射诱射"、"子弟习射"相同;泞地的射礼与军事活动相关,与周代第二番射以比拼射艺与武力的"不贯不释"类似;澭地环境与"泽宫"相近,其射礼重在祭祀等礼仪活动,与周代第三番射重礼乐的"不鼓不释"一致。殷商三地射与周代三番射精神内涵高度一致,为"周因于殷礼"提供了新的切实证据。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左传》“摄官承乏”正义

"摄官承乏"一语出自《左传·成公二年》,杜预将其解作"摄承空乏",这是晋人的普遍认识,后人多承袭旧注之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此解释说:"摄,代也。承乏亦谦词,表示某事由于缺乏人手,只能由自己承当。"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说法与之类似:"敢来谢辱戎士之不敏,且摄而执役也,摄官承乏犹曰有事请承之也。"细察《左传》原文,旧注及上引各家之说实系望文生义,与《左传》原意及古代制度皆不相符合。经本文考析,"摄官承乏"一语源出于西周"射礼"。"承乏"为射礼活动中的官职名。"乏"为古代"射礼"中报靶人的蔽屏;"承乏"指担任"射礼"中宣布校射结果的"获者"之职。     

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

甲骨文“德”字之象形取意与“中国”帝王垄断正历法、方位等天学宗教事务有关。由天学事象衍生出了“德伐”、“正德”、“经德”、“明德”等名词称谓,此种意义上的“德”观念,三代一以贯之。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建设又赋予了“德”字新的人文内涵,就其具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等级的贵族所获得的官爵俸禄、配享之礼乐及其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就其抽象性而言,则意味着亲亲、尊尊、尚贤之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德”的精神支撑。凝聚了“德”之二义的西周仪式礼乐,既具有德政的性质,又具有德教的性质。     

先秦礼之变迁

中国的礼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并有一个“损益”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礼得以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后世文化发展演进的基础。本文试从三代之礼的“因革”入手,考察先秦时期礼的发展脉络并对西周、春秋时期礼的发展、变化进行具体的分析阐释,来揭示先秦时期礼乐文化在鼎盛和转型时期的特征与作用。     

“大蒐礼”新探

当西周、春秋时代,许多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措施和制度,往往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因此要深入探究当时的社会制度,就非要对各种“礼”作一番探索不可。当时的“大蒐礼”,具有军事检阅、军事演习和军事部署的性质,李亚农同志著有“大蒐解”一文(《学术月刊》1957年1月号),已作详细解说。这种“礼”既然具有这样的军事性质,当然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礼”,可惜《仪礼》中没有这种礼仪的详细记载足供研究。但是,我们把古文献中有关资料搜集起来,也还能对其起源、演变和性质、作用等各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这种探索将有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深入了解。     

六艺中的乐、射、御与体育、美育

六艺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在夏商之时 ,已有六艺教育的基本内容 ,但并不完善。乐在当时是排在首位 ,礼是排在从属的位置。到了周代 ,六艺的内容确定下来 ,形成了以礼为首 ,包含有德、智、体、美的完整的教育内容。礼同乐、射、御等体育、艺术教育内容的结合 ,表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美育的特点。礼的核心是维系宗法社会的根本 ,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它同乐、射、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终实行政教合一 ,适应周代宗法社会的需要 ,为统治者培养合格人才。美育在乐、射、御中得到了具体的、形象生动的表现 ,在造就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中得到升华     

明周太后与文华门哭谏事件

明代历史上,大臣为捍卫祖制伏阙争礼三次,最早始于成化年间的文华门哭谏。这次争礼因宪宗生母周太后在柑葬问题上与大臣的分歧引起,周太后的跋扈独断激起文武百官大规模请愿。文华门哭谏不仅引起皇室丰忖葬制度的重大变革,也是谏诤皇权不当行为而抗争请愿之开端。     

《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

西周时代的《诗经》作品都是为礼典而创作,因礼典而传播的。《诗》文本的结集是周代礼典制度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礼典歌《诗》是《诗》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是特殊的用诗机制,也是特殊的接受与传播机制。《诗》因礼典而产生,也因礼典而传播和接受。     

西周青铜器铭文复音词构词法

在中国语法史、词汇史、文字学史的工作上,殷周时期的语言是首先值得注意的对象。因为就今可见的确实可靠的语文资料来说,殷周时期是中国语言文献历史当中我们能够追溯的最早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个时期的语言事实有了明确的认识,才有可能知道此后各个时期语言在发展上的传承关系和新的现象。从西周开始历代复音词都有增加,构词的方法也由单音造词向复音词转变,所以我们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来了解西周汉语复音构词情况。     

略论北周司会的地位与职掌

学术界通常认为,北周司会是负责财政或审计的官员,由西魏度支曹演化而来。实际上北周司会履行的是西魏尚书令、尚书仆射的职责,具有协助皇帝或大冢宰监察百官的权力,是降低了级别、取消了独立地位的尚书令或尚书仆射,不是单纯的财政官或审计官。西魏度支曹的长官是郎中,品位与北周下大夫相当,而北周司会府的长官为中大夫,地位相当于尚书,而高于郎中。司会并非由度支曹演化而来,度支曹在北周时已经并入民部,隶民部中大夫。     

由文化的到政治的──略论孔、荀礼乐观念的变化

“礼乐”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过周公制和作乐建立起来的贵族行为准则和政治统治秩序为数百年后的孔子带来了无限的眷恋和执着的追求。孔子无疑是想以周代的礼乐制度为典范重振王道礼乐秩序并成为这种“重振”的策划者,其政治用意是不容否认的,但孔子的实践与言论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关怀的倾向,这种文化关怀的精神对后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又过了大约２００年,孔门后学荀子重提礼乐的核心意义,却明显淡化了那种文化关怀的倾向而构筑成一种赤裸裸的社会控制的强权理论。     

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春秋赴告制度考述

赴告制度是春秋时期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源自西周 ,但在春秋时期发展到了极致。它的存在 ,不仅影响着春秋诸邦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也对春秋社会结构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春秋时期发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发展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赴告制度所起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