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治的角度看我国当代的官员问责制

善治是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其根本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以提高效率,保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贯彻.近年来,重庆、大连等城市以地方法规的形式颁布了政府官员问责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从善治的角度对我国当代官员问责制的成效、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完善发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措施.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论媒介监督对"官员问责制"的影响

权利系统制约调控媒介系统是各国新闻史上不变的轨迹，在受到政府新闻政策规束的同时，媒体也会通过新闻报道对政府行为予以反馈，井由此反制约着权利系统。“官员问责制”的实行和发展正是在媒介监督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遂渐实现的，立足于这一正在修订和完善中的制度。探讨新闻媒体的监督对“官员问责制”发展进程的影响，尤其应该关注媒介在对官员问责监督中的负面效应。     

完善我国官员问责体系的思考

官员问责体系包含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责任和问责程序等内容。健全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问责体系,主要应从加强异体问责、界定问责客体、规范问责标准、厘定问责责任、强化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掀起“问责风暴”,因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官员免职、引咎辞职现象日益增多。然而许多官员被问责后又离奇复出,公众对问责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与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与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消极影响有关。要有效地解决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积极推进现代政治文化建设;二是建立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法规;三是加强对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监督。     

中国实施官员"问责制"初探

问责制,这个在"非典"的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在我国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问责制的建设是建立现代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之一.以引咎辞职为开端的问责制,给我国的政治改革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其正面意义是不言而喻,但其发展任重而道远.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试析我国高校问责制的构建

高校问责制是政府部门及社会机构或个人监督大学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确立与发展阶段,构建高校问责制对于提升高校的公信力与经营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问责内涵、问责障碍的基础上,提出构建高校问责制的对应措施.     

我国问责制的法律思考

我国关于问责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不完善,进而导致问责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通过对我国问责法律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归纳出行政机关问责制度、立法机关问责制度和司法机关问责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建构和完善问责法律制度的构想。     

从问责制的实施看加强我国行政官员行政伦理建设

近年来,我国诸多政府官员遭问责,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增强,时效性、影响力逐步加大。但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我国政府官员在行政伦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适应建立高效、廉洁和公正政府的要求。因此,本文从问责情况的实施入手,深入分析了目前问责制实施的困境,并提出应通过加强行政官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以减少问责事件的发生。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善治分析

文章指出:中国公务员制度旨在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务人员,并在整个公务员管理过程中,政府是唯一的管理主体,社会的作为,而善治的根本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建立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以提高效率,保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贯彻,最终达到善治。     

“问责制”及其对促进基层政府行为合理化的探解

“问责制”作为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层政府存在一系列不合理的行为,在基层政府中引入问责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有权有责,权责对等,有利于促进基层政府行为合理化,在基层政府中建立“问责制”要从制度、法律、意识形态和角色转变等方面做起。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论我国“官员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进路

由于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以及制度的非体系化和操作性的困难,我国当下的"官员问责"在法治化的道路上陷于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在理论上,"官员问责"的法治化首先是构建一种能够提供合法预期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路径上,既要注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使之成为良法,又要树立起良法被遵循的文化基石,由此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型问责.     

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可以从经济学中寻找到理论根源。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目的在于使原有行政体制下的外部性内在化。行政问责制的有效性受到实施成本的约束,降低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成本必须从塑造责任政府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保障公众知情权等方面加以解决。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和谐行政:责权冲突在理论与现实中的调适

行政责任和权力从冲突走向调适是和谐行政的内在要求。理论和现实中的责权冲突虽呈现不同的状态,但都在努力追求权责统一,用责任束缚权力,用制度和行政道德及伦理来调适责权冲突,实现和谐行政。     

肃顺与晚清吏治

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王朝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乾隆中后期以来,清王朝吏治败坏,腐败丛生,整饬吏治势在必行;咸丰帝即位,肃顺秉政,接连兴起几个大狱,意在抑制腐败;肃顺对吏治的整顿,为清室的"中兴"扫清了道路,提供了条件;肃顺整顿吏治的成效虽然是明显的,但他对官吏的惩处既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与前期同类案的处治相比较也没有从严;吏治腐败已成为王朝的痼疾,肃顺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晚清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