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法律的语言工具及其效力

语言是诠释法律的最基本工具,与其他诠释工具相比,语言具有霸权主义特点。以语言诠释法律是通过"说"来完成的,体现出了法律诠释的大众化情节。语言是认知对象的客观规定性和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一种契通方式,通过语言诠释法律存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种趋向。以语言诠释法律的效力是指语言解释法律的可能性问题,它存在于法律文本、解释者和听者(读者)三方,以及法律文本和解释者、解释者和听者(读者)这两组关系中。由于语言的模糊性、含混性以及人的意识的有限性,产生了语言诠释法律的无效问题。     

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

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强调在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语用层面、美学层面等的动态性和理性的语言使用,它更能透视文学翻译中语言使用的本质与语用价值。文学语用学思维在翻译建构中的解释体现了翻译研究从规约性向描写性,再到理性交往解释的语用学转向研究的发展趋势。     

语用学研究新取向：文化语用学研究

文化语用学的研究视野体现语言研究从封闭式的语言系统观向宏观的文化视野转变.它融合文化语言学和语用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文化、思维、认知等层面审视文化语境下语言使用所体现的文化信念系统、文化交际规范、文化表达系统,并探索其中的运作机制与原则,从本质上思考语言、文化、认知与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以历时和共时的方式观照和描写民族语言,从而全面解释文化语境中语言使用的规律.     

伦理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解释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对接,也影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尊严和法官权威的认同。然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之中,导致法律解释结果在适用中出现困境。究其原因,伦理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伦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能够影响法律解释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表述以及解释方法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读罗建文《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

哲学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对生命的观照,需要彰显实践的向度。反观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这两大主流思潮,它们的后继乏力也许正好说明．单纯研究意识结构。片面分析逻辑和语言本身,只能将哲学带入困境;相反,应用伦理学在当代的兴起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真正体现了哲学的应有之义,即实践的维度。     

论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为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对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反对对法律的恣意解释与过度解释,这主要表现为在司法裁判中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     

超越合作原则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范式转换之思

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在阐释意义理解问题上与哈贝马斯定位于后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中的交往理性概念不无相似之处,但后者无论是就其范式转换的意义,还是就其反思的范围而言,都堪称是超越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哈氏的后形而上学交往理性概念作为诠释意义理论的重要原则,是经验语用学视域中的合作原则所无法企及的。透过交往理性深入阐发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与以往的经验语用学的关系问题,可谓是进一步反思哈氏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一条有效路径。交往理性的超越性也恰好体现了其意义理论研究中的新范式。     

刑法解释的逻辑展开

在法律解释及其适用的过程中,解释立场直接决定了刑法解释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刑法解释的逻辑究竟如何展开,主观解释论认为解释应当在阐明刑法立法原意的向度上展开,只要溢出了立法原意,刑法解释就是不法的;而客观解释论认为法律的含义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法条的具体意思应该符合解释的时代和具体场景,立法原意不是孤立的,尤其不能在解释者的理解之外存在。在中国目前的法治建设中,需要认真思考刑法解释的逻辑,坚持刑法主观解释的立场,并对刑法解释的位阶进行逻辑性探微。     

平等观念在儒家系统中的四个解释向度

作为现代性基本价值之一的"平等观念"也可以在儒家系统中获得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四个理论向度上.即,一、从人的相同性出发的人性论建构,二、对于社会史做政治平等向度的解释,三、时儒家经济主张做平均主义向度的解释,四、在伦理学向度上做社群主义式的新诠释.这四个解释向度不是同时或者平行地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与社会变迁互动的历史过程.     

体系解释的反思与重构

体系解释作为通过建立理解的语境进行解释的法律方法,遭遇到解释学循环的难题.通过对体系解释进行诠释学的反思,体系解释中的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走向了本体论,体系解释的过程势必是解释者前理解结构参与下的理解过程,成为理解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体系解释所依赖的法律体系势必是需要解释者进行价值评价的开放体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法律文本含义的稳定性,从而以读者权威取代文本权威.为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体系解释的目标则由法律文本的协调性走向解释者价值评价的融贯性,要求解释者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解释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