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科学的演进: 政策因素研究的视角

流行教科书对政策科学演进史的解读,是一种阶段模型.其实,这只是政策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由于政策阶段只是政策主体行为的理论外化,而人的行为总是多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因此政策科学的演进,其内在的路径必然是人类对政策过程中因素的不断发掘:先是一种具有科学理性的认识因素的发掘与理性的政策过程理论的形成;接着是权力因素的重新发现与政策过程技术与政治双因素理论模式的出现;然后,政策科学转向多因素理论研究.由于这种理论转向,政策科学的范武革命深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的前沿课题.     

个体理性还是整体理性——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理性张力与角色异化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未能区分行动者的层级,实际上,处于社会权力结构不同层级的个体其社会行动后果或波及范围不同.由社会行动的层级性所引出的“理性单位”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所蕴含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在理想的制度性角色设计中,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委托-代理制中,由于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履行存在一定范围的“脱嵌”的自主性,使得其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常常发生脱节.在“劳动力去道德化”的背景下,宏观行动者也往往会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背离整体理性原则.这种情形,就是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要克服这种角色异化,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性超越机制、观念性超越机制和价值性超越机制.     

康德的“知性存在”与“理性存在”概念之区分

康德在其批判哲学,特别是实践哲学中,有一组意义非常相似,又容易混淆的概念,这就是“知性存在”与“理性存在”。这两个概念都是主要用来表述人类主体的。本文试图对这两个概念作一细致的梳理和区分,并阐发康德的这种复杂概念的深刻用意及影响。     

论精神生产的特征及其产品的存在形态和价值评价标准

精神生产是人类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和对于这些认识的具体运用，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正是由于人类具有从事精神生产的独特能力，才使得人类超出其它动物而形成能够主宰其它动物和整个地球的人类社会。“跟没有理性的生物不一样，人类积累两种经验──生物的和理性的，这种复合的经验被保存下来，然而又借助两种不同层次的系统代代相传。一种是遗传传递系统，另一种是把外化了的知识客观化并保存下来的系统。我们将把客观化的知识实体称为知识结构。知识结构的积累便造成了一种最重要的推进器，在它的推动下出现了文化进化，即人的人性化………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正> 一历史是由人们自己而不是由“理性、”“规律”和“必然性”自行创造的。但由于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还在这一历史观的创始人在世之日,不少人就把这一历史观责难为“无为主义”,在他们看来,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运动是一个自然过程,那就是一个人在其中不起作用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与人的主观努力程度无关的过程。因此,他们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学说。”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在唯物史观的创始人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②全部历史都是人自己——其中当然包括那些伟大的个人创造的。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重心不是展示个人的这种作用本身     

理性误用造成的辩证法

在康德哲学中,我们发现他的分析论关注的是理性能力的常态,辩证论则是处理理性能力的误用;由于理性的误用造成了辩证法,辩证论就是对于误用形态的辩证法的讨论。这种讨论在康德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正是通过它康德得以肯定理性合理的超越使用,从而建立他的“伦理学新形而上学”。     

杜夫海纳审美知觉中的理性因素试析

在充分重视艺术欣赏的感性活动本质的前提下,杜夫海纳非常强调理性因素的作用.他清楚地阐述了理解的不同阶段及其在审美知觉中的具体作用及作用方式.他认为审美知觉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思考-依附性思考,这一理论为审美直觉的突发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这是他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总体上,他的审美知觉中的理性因素显示出非主导性的特征,从而印证了审美活动是一种积极能动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活动.     

有限理性：理性的一种发展模式——试论H&#183;A&#183;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模式是以追求“最佳”作为其基本特色的,它的决策模式的哲学思想本源于传统的“经济人”理论,认为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以H·A·西蒙为首的一些行政学家和组织学家对这一理想色彩较浓的理性决策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事实上完全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理性决策模式所要求的人类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也同样不存在。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往往受到信息、时间、技术等外部因素及其自身的认知、人格、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明确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式”。     

论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理性反思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话语是建构在古典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理性至上是古典主义的重要特征。他的 理性概念,相当于以善为内在质素的道德理性,追求的是不偏不倚、中庸守度的理想境界。由此,他标举理性的衡 尺,从文学体式、文学运动和文学批评自身等方面,对以浪漫为特质的五四新文学进行了批评。这种姿态虽然有保 守之嫌,却是对中国新文学进行的一场非常必要而且是真正学理意义上的理性反思。     

多重视野下的农民经济行为研究

以韦伯、波耶克为代表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行为理性说,以恰亚诺夫、博兰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农民生存经济或道德经济说,都是研究特定情境和特定时代的农民的产物。各派的观点都不是普适的,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把这些有条件的观点普遍化,在一般意义上谈论农民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是造成各派纷争的主要原因。在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中,黄宗智的“过密化”观点,郭于华、郑风田等人的制度理性或条件理性说,是对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突破,但又都不无遗憾。     

中国人学美学思想从理性到非理性的异变——以明万历年间李贽与耿定向的笔战为论述中心

中国人注重直觉、意象的思维方法带有更浓厚的非理性色彩,而思维成果——思想——借助政治力推行之思想则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思想在受佛教思想影响而不断心化的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日趋滋长,至明代中后期,在经济发达期与渐重衣食日用之实和直面功利之势相结合而走向了突破理性的门槛。耿定向的攻讦,将强调这种思想的李贽逼出原有地界,从而在价值观、人性论、伦理观、审美观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整体变异完成了从以家族血缘为本到非家族血缘——以自我为命;从尊经崇圣的等级观念到非圣非权威的平等观念;从人性公义说到非公义——人性私利说;由道德本体论至非道德本体论——情欲本体论;由倡中和之美到非中和之美——倡狂狷、真率之美的转换过程。它标志着中国人学思想、美学思想由理性到非理性的一次历史性异变。     

论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

在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和分界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都是陷入困境的,从而其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而将价值问题排除在理性探讨的范围之外的论断是无法被充分辩护的。否定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将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对于正当性追问的意义,并剥夺我们对自己置身于中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资格。而"价值客观化"的努力者则在其所理解的"科学确定性"的意义上来把握价值问题,导致对确定性的迷信。在价值领域内,理性具有参与的能力及作用。对于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其所必需的理性无法达成对于世界与生活的最终理解和绝对把握,然而却能完成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使命。从而,对待价值问题的合适态度应当是一种恰当的"道德实在论",它首先承认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但并不因此而承诺某种确定无疑的道德体系或价值集合。     

论黑格尔的理性物质主义与思辨辩证法（三）

黑格尔不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而是一位物质主义者;早期物质主义者坚持物质本体论并形成了经验知性方法论,其缺陷被贝克莱利用并发起质疑和攻击;康德在休谟物质主义基础上否定了本体论并确立其批判知性方法论,但其在主体与客体、知性与理性关系上却是分割的。黑格尔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从而以自由精神原则论证和构建了理性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哲学观和思辨辩证法。     

论黑格尔的理性物质主义与思辨辩证法(二)

黑格尔不是“客观唯心主义者”,而是一位物质主义者;早期物质主义者坚持物质本体论并形成了经验知性方法论,其缺陷被贝克莱利用并发起质疑和攻击;康德在休谟物质主义基础上否定了本体论并确立其批判知性方法论,但其在主体与客体、知性与理性关系上却是分割的。黑格尔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从而以自由精神原则论证和构建了理性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哲学观和思辨辩证法。     

从无知之幕到分配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哲学—历史”逻辑演进

罗尔斯正义论体系分为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次序"或"优先性"是衔接两部分的关键,它赋予正义论体系最鲜明的逻辑特征。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内蕴着一种历史的观念,是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制度正义连接正义原则和分配正义,是体现逻辑和历史交汇的核心地带。随着正义原则由社会基本结构进入现实分配领域,不完善的一般性继续进化为合理的一般性——一种历史的理性。至此,从原初状态开始的哲学和历史结合的逻辑基本实现了它本身的发展形式,即从逻辑一般到现实历史。     

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纠结的理性与不确定性

理性选择理论的建构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注重演绎方法的运用,因其逻辑与现实的不尽一致而遭到广泛批评。当代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也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丹尼尔.卡尼曼即通过分析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心理而提出期望理论,销蚀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而使理性选择理论纠结于理性和不确定性之间,陷入了要理性还是要充分应对不确定性的两难境地。     

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并不因此归结为理性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肯定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因此而归结为非理性主义。事实上,在人们的实际认识活动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是相互渗透、彼此交织的。无论是在感性认识阶段还是在理性认识阶段,都是既有理性因素的作用,也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因此,人的认识过程总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协调地发挥作用的过程。     

理性与感性视野中的创作主体

理性和感性是一对相互依赖而存在的矛盾概念。它们既有统一的一面,又具有矛盾的一面。这种矛盾运动贯穿于人的发展的全过程,构成了人最重要的内在特质。人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使发展走向其自身的对立面。二者的最佳关系,应该在对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的观照点上来校正。据此,在最能充分表现这一矛盾的文学中,可以把创作主体划分为理性的作家、感性的作家、矛盾的作家、宁静的作家,它们在不同的底蕴上标示了不同的文化变迁的根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