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帝葬礼探考(上)

自汉迄唐,皇帝死后葬期长短不一,北宋一改旧观,恢复了“天子七月而葬”的儒家礼制;山陵役夫情况,正史中讳莫如深,作者从《金石萃编》等书中找出了有力证据;对山陵耗费,文章特别注意到“间接花费”和“山陵维护”等为常人所忽略的问题;嗣君为什么大建山陵?本文亦有自己的见解。     

隋唐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中古士族的演变轨迹,毛汉光先生通过对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著房著支籍贯变迁的统计提出了"士族的中央化",但对于地望在两京一带的士族来讲,因为向两京的迁徙并不能完全通过籍贯的变迁体现出来,也就不能用"中央化"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概括。通过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不能在籍贯上体现出来,但部分成员的家族重心已经逐渐转移至洛阳,而家族重心依旧在关中的入京成员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至京城。关中士族在向两京迁徙的过程中,与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士族一样最终都逐渐脱离乡里,成为以京城为主要生活空间的纯粹官僚,所不同的是进程的快慢和时间的早晚。所以,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没有以"中央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最终也没有避免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一蹶不振的命运。     

体质凝重之文--《王魏公集》述评

北宋大臣王安礼撰<王魏公集>,文体多种,内容丰富,记述了宋代国家大事、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情况,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性格特征,对于了解、研究临川文化及宋代历史文化均具有重要价值.     

司马光的人品和家风

司马光素以俭朴自守。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他住在城郊西北的一个小巷中,居所极为简陋,仅能挡风遮雨。夏天为避暑热,他请工匠挖地丈余,用砖砌成地下室,读书写作于其间。大臣王拱辰当时亦居洛阳,所建宅第凌天高耸,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春秋丧葬制度的阴阳观

通过对《春秋》所记天子、诸侯、诸侯夫人的卒葬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春秋葬日制度存在着明显的阴阳观,即丧月等级用阳、葬日用阴,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除此,本文还对丧月不计闰、葬日不用疾、卜日先远日等规定进行了探究,对《春秋》卒葬的书写原则及体例进行了阐述.     

对高句丽“回葬”习俗的质疑

目前学界关于高句丽有“回葬”习俗的见解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认为长寿王迁都平壤前高旬丽并不存在回葬之俗,国王应以都城为“家”,死后不可能葬于远离都城的地方,虽然长寿王在生前曾为自己在故都国内城建筑陵墓（将军坟）,但其死后却安葬于新都平壤。同样,国内城的“五盔坟”4号坟亦不是高建武之陵墓。至于用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来证明这是高句丽固有之俗,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是“入乡随俗”,泉献诚、泉毖之归葬于洛阳北邙“旧茔”,是唐人的习俗。     

《尚书》所载舜“陟方乃死”考——兼论治古史传说的方法问题

文章以探讨《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舜“陟方乃死”为中心,反思了徐旭生与杨宽两位先生所提出的研究中国传说时代之历史的方法,对先秦文献资料中关于舜崩之事的记载作了详细考辨。初步结论是,舜氏族在禹氏族兴起之后逐渐衰落而南迁,舜氏族在北方最后一位有较大影响力的领袖在南迁后卒葬于南方,其卒葬地很可能就在苍梧、九嶷地区,但已不可确考;而由于南北相隔千里之遥,造成了北方对此卒葬地传说的种种模糊和矛盾。     

北宋洛阳名园植物造景手法初探

自汉代直到隋、唐以来,各代帝王或以长安为都城,或以洛阳为都城。正因为这得天独厚的条件,洛阳的城郭园林可谓兴筑繁荣,荟萃了历代名园。本文就以北宋文学家李格非（李清照之父）所撰《洛阳名园记》作为突破口,通过对北宋初期的洛阳名园的分析,粗浅地阐述作者对北宋时期造园手法中的植物造景法及其审美艺术效果的感悟。     

《左传》“夕室”考辨——读清华简《楚居》小札

《左传·庄公十九年》载:"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碏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杜预注:"夕室,地名。绖皇,冢前阙。"《释文》曰:"夕,朝夕之夕。"这里的"楚子"     

宰相疏“水道”

<正>北宋初年,民间流通的货币有两种,一种是官银,另一种是陕西制造的铁钱。宋仁宗当政的时候,国家财政最为紧张,两种钱币同时流通,国家难以控制市场。于是,便有大臣上书仁宗,请求统一钱币,罢掉陕西铁钱,由国家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宋人籍贯观念述论

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地域认同观念.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分为官方户籍登记形成的户籍观念、家族长期定居形成的祖居地观念以及郡望观念三个层次.户籍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以祖居地意识为主,郡望观念仍有残留,是宋代士人籍贯观念的典型特征.     

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

“守内虚外”是北宋初期确立的三大国策之一 ,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的一致看法。实际上 ,南宋与北宋比较 ,国内外情况不尽相同。南宋有着比北宋更为严峻的边疆形势 ,这就决定了南宋不可能仍然以此作为其国策 ,而是既要“守内” ,又必须重视防外。     

从绍兴四年朝臣奏疏看南宋朝廷的对敌之策

绍兴四年是南宋朝廷初步扭转时局的一年,朝廷经历了伪齐与金人联兵南犯的大事件,最终以胜利而告终。在此前后,南宋朝臣频上奏疏,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全面分析敌我形势,为朝廷确立＂先擒刘豫,则金人自定＂、＂和议乃权时之宜,以济艰难＂的对伪齐、对金的不同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

隋朝建立后是将河北作为新王朝的一个地区来看待的。在中央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对河北的治理成为隋朝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北部因靠近游牧势力而成为御边重地,南部作为中原核心腹地而受到重视。隋朝在派官治理该地的同时,利用地方大族势力进行协助,这成为控制该地区的有效手段。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北宋在河湟区域的堡寨修筑战略

河湟区域在宋夏战争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制夏、拓土的需要,北宋在河湟区域大量修筑堡寨。堡寨成为北宋镇守蕃地和河湟地区发展农、牧、商贸业的重要基地和民族融合、交流的桥梁。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绍兴五年南宋朝廷“渐图恢复”下的对金态度

绍兴四年十二月,南宋朝廷挫败了伪齐与金人的联兵入侵,扭转了自建炎以来被动奔避的局面。"大作规模措置","渐图恢复"成为了南宋朝廷在绍兴五年的根本任务,朝臣们以此为主题,围绕着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的实际状况,提出了乘衅待时、和战相间的策略。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