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复兴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的复兴 ,对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宗族复兴带来了组织权力结构中利益权力、认同权力的增强 ,给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增添了弹性与活力 ,我们要注意规范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 ,宗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村仍具有强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立足“文化软着陆”战略 ,推动宗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心态基础。     

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这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松溉罗氏宗族以元末明初入川的罗祥胜为始祖，于1992年开始新修族谱，1995年开始举办清明会，2006年开始重修祠堂，上述活动预示着罗氏宗族已经开始复兴。松溉罗氏宗族复兴历程表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文化机制，农村社会的意义危机是宗族复兴的外在社会动因，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宗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服从当前政治的总体要求是农村宗族复兴的生存策略，族内精英的文化实践是宗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论中国传统宗族文化对当代文化养老的影响

文化养老是在精神与物质双重评价标准下的,囊括养老思想、养老规范、养老措施等内容的复杂整体。中国传统宗族文化中养老文化的内容,对这一复杂整体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辩证分析这一影响,吸收中国传统宗族文化的精髓,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养老体系,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当代中国宗族文化与乡村民主化建设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宗族文化复萌对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对乡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宗族文化容易强化宗族意识、纠结宗族矛盾、妨碍法制建设、抑制独创精神、操纵乡政等,影响乡村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延缓乡村民主化进程。     

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

作为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一种有效传统社会组织,宗族曾经被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视为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落后组织而加以打击,一度销声匿迹。过去的20多年来,东南部乡村尤其是闽南乡村见证了宗族组织的普遍复兴。作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宗族显示了其在全球化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基于血缘上的认同(当今仍然是重要的几种基本认同之一),宗族成为联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另一种跨国纽带。从闽南一个宗族的个案当中,我们可以探讨文化和社会传统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     

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     

宗族对现代社会农民行为方式的影响--对国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直社会转型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为农村宗(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宗族又迎来了其发展的"春天",各种宗族势力和宗族现象在乡村抬头,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行为。本文旨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宗族势力复兴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农村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宗族势力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控制宗族势力的消极影响,引导宗族力量发挥积极效能,妥善处理宗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是促进乡村政治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     

论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的隐含性特点

当代复兴的宗族组织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冲击后的残存宗族,组织形态与传统的宗族组织相比,已表现出现代社会才能有的特点。本文以青龙村各时期的行政制度与当地宗族制度重合程度及宗族的日常活动为例来分析残存宗族组织的隐含性的特点。     

村治中的宗族政治表达——以大理周城白族村为例

近年来,一些以汉族宗族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认为,在宗族势力复兴的今天,多数农村的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有着正面的影响、或负面的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影响。然而,通过笔者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研表明,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于汉族宗族的特点,即宗族在政治表达上的“不介入”和“无诉求”。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民俗演剧的生成与繁盛

宋以后宗族文化的大发展与宗教文化的世俗化、乡村化、多元化,令中国传统社会具备民俗演剧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宗教民俗文化与中国戏剧的生成与演进联系非常密切,尤其是佛教文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民俗演剧的繁盛还直接造就了中国传统剧种形态的丰富多彩。     

宗族与减贫——基于贫困地区的研究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宗族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村贫困地区宗族关系和农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多样性越大,以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平方、收入差距比为指标度量的贫困状况显著减小。因此,宗族可能通过阻碍市场化和村民自治给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说明在农村扶贫和促进村庄发展中不能忽视农村宗族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论宗族复兴与新农村建设中的人民内部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复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对新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刺激基层干群矛盾、诱发不同族际利益群体的矛盾和生成宗族群体内部的隐性矛盾等方面.与一般的人民内部矛盾相比,这种宗族性矛盾具有矛盾起源的利益性与盲从性相渗透、矛盾形成的积累性与表现的突发性相结合、矛盾力量的群体性与变异的易发性相链接、事态发展的蔓延性和矛盾结果的沉淀性相交织等特征.对此,必须本着发展农村生产力为第一要务的原则,着力于加强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大力推进先进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素质,在标本兼治中化解矛盾构建和谐.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盛行 ,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姓氏作为宗族血缘的符号和标志 ,人们赋予其很多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对古代法律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本文就传统姓氏文化与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立后收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宗族现代化与和谐农村的建构

农村宗族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从功能上呈现出负向、中性、正向的级态分布。它们对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意义也大致呈现出从消极意义居多到积极意义居多的变化。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宗族之维关键是发展好农村经济,促进宗族的不断自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宗族在政治稳定、文化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乡村传统文化的嬗变与新农村建设——以甘肃省H乡的调查为例

只有植根于传统的“吐故纳新”的乡村文化发展,新农村建设才能名副其实而不流于形式.通过考察和认识甘肃省H乡庙会、农民传统价值观和宗族意识的当代变迁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再次印证合理推动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序对接是新农村建设能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放在文化改造方面,充分利用外力引导和内部启发来培育新文化体系.     

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宗族世系性

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宗族世系性,意旨有四:一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不堕主题——宗族认同;二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关键社会化途径——族学;三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永续性影响——世代角色承诺;四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当代意味——历史与文化认同。     

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基层政府：1950—1979对江西省古竹村的个案分析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宗族曾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形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宗族仪式重现和宗族功能的“显扬”，宗族研究又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宗族，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前是处于被打击、从而被瓦解之中，改革后宗族逐渐重建和复兴（黄树民，１９８９；冯尔康，１９９４；钱杭，１９９５；阮新邦、罗沛霖、贺玉英，１９９８）；但Potter夫妇（１９９０）、唐军（１９９６）、赵力涛（１９９９）的研究却表明另一种状况：宗族在改革前仍然存在，而且通过它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