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

2002年出土里耶秦简中的洞庭与苍梧两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重新思考,推测原定的长沙与黔中二郡实际上并不存在,应以洞庭、苍梧两郡取代之,并适当调整郡界,维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考定的秦郡基本格局。     

论“洞庭郡”

郡县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考古发掘出36000余枚秦简,其中有洞庭郡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洞庭郡,即楚国洞庭郡和秦王朝的洞庭郡,从秦简中的相关洞庭郡文字和地理位置进行了分析,洞庭郡的郡治就在里耶,最后还对秦洞庭郡的格局进行了探讨。     

秦洞庭、苍梧郡的设置年代与政区演变

对于战国末期今湖南一带的疆域,以往学术界争论不休,主要有“秦统治说”和“楚收复说”两种说法。尤其是大家都认为秦“黔中郡”的地理沿革是当时有关“江南”问题的关键所在,里耶秦简公布以后还继续提出与“黔中郡”相关的各种见解。根据最近公布的里耶秦简的部分内容,我们可以确定到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前湖南地区还被楚统治,“楚收复说”比较可信。对于有关黔中、长沙郡的问题,分析里耶秦简的相关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秦设置黔中、长沙郡的说法明确是错误的,当时被设置的两郡的确是洞庭、苍梧郡．这两郡在秦一代一直存在而在反秦、楚汉战争过程中自然消失了。     

湘西先秦考古文化的多元性建构探讨

<正> 湘西,先秦时属楚之黔中地,秦统一后,属黔中郡,汉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湘西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诸多历史因素,使得民族成份较为复杂,形成了文化上的多元建构组合.本文仅就先秦时期考古发现所包涵的文化多元性进行探讨,望得到专家赐教.     

屈赋"洞庭"与里耶秦简"洞庭"的解读

历代楚辞学家对屈赋中的"洞庭"都注为洞庭湖,2002年4月里耶发掘出秦简,经专家们对极少的秦简初步认读后,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洞庭郡"的记载.在先秦的史料和<史记>中也都有对"洞庭郡"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洞庭湖不叫洞庭湖,而叫云梦泽.所以屈赋中的"洞庭"不是洞庭湖,而是洞庭郡.     

三郡乌丸考

曹操平定幽州的三郡乌丸,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三郡”的具体名称,后世史家说法不一。事实上,“三郡”是指幽州下属的辽西郡、右北平郡、辽东属国。将辽东属国解释为辽东郡或上谷郡,是不妥当的。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     

第二玄菟郡探讨

学界对“玄菟”释义有不同的说法 ,而第二玄菟郡是在汉昭帝时将汉四郡合而为一之后 ,将玄菟郡又重置于原辽东郡长城之外辖区之内的 ,它同武帝所置 (第一 )玄菟郡在时间和空间上皆无共同之处     

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

东汉在大部分时间内推行的是郡(国)县二级制。对东汉郡国的探讨,可谓理清东汉政区演变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     

玄菟郡人口问题解析

玄菟郡自公元前107年始设至公元432年消亡,历西汉、东汉、公孙氏政权、曹魏、西晋、前燕、前秦、后燕、北燕九朝（包括割据政权在内）,在东北历史上延续了500余年。本文锁定玄菟郡的人口问题,旨在探讨玄菟郡在移徙过程中虽然县均人口数均呈现出递减的趋势,但就横向来看,玄菟郡下辖各县的规模均为同一时期东北边郡中较大者,借以推定玄菟郡始终为东北地区的重要边郡。     

地域文化与文化区域的文化研究 ——“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取向问题

重视"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取向维度,符合学术规范正确阐释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文化区域"与"文化研究"三个核心概念内涵,并科学应用于"黔中文化研究"的学术实践,可持续推进"黔中文化研究",为渝东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钧瓷文化精神探析

钧瓷文化精神是钧瓷文化的本质,体现在钧窑兴衰、工艺流程、艺术造型、色彩纹饰、民间传说等各种钧瓷文化现象中,与时俱进、创新求变是其核心,同时还包括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理念,不畏艰辛、勇于探索的勇气,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无私奉献、诚实守信的品质,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意识等.这些思想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是钧瓷产业、钧瓷艺术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今钧瓷产业发展及钧瓷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建设不可或缺的动力.     

汉匈战争与北边郡守尉

郡之建置源于边地,最初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功能。秦汉时期,毗邻匈奴的北境诸边郡,是中原地区与匈奴相对峙的主要区域。负责全郡事务的最高长官———郡太守,以及辅佐太守的军事长官都尉,除与内郡具有相同的职责外,还肩负着防范匈奴侵扰的重任,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浚与新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他继承父说,在南宋初新学影响广泛存在的现实条件下,主张元祜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又受举荐他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影响,倡行孝悌之说,并在独相期间,打压洛学,促进了新学在南宋初的延续发展。另一方面,张浚又与赵鼎共引洛学之士,甚至有禁新学之举,对新学有一定的抑制。秦桧当政,张浚被贬逐在外十余年,最终与反对和议的洛学之士打成一片,信奉道学而排斥新学。从张浚崇、抑新学的历史来看,除了有时代、家庭、师承、荐主等因素外,打击政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求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突显出南宋初年学术与政治的利害纠葛。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

汉魏六朝时期昭君故事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分为两汉、魏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在民间与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四:正史记载;歌曲传唱;小说传讲;文人题咏。史书是官方记载,注重的是汉与匈奴的交往;歌谣出现于民间,关注的是昭君的命运。文人题咏承歌谣而起,是魏晋以后主要的传播途径,昭君的情感是题咏的中心。文人写作以同情为基调,由以时间为主线的叙述变为以空间为转换的抒情,或刻划昭君的心情,或寄寓自己的失意。在这一时期,音乐是昭君故事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形式,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夏启"钧台之享"解

“钧台”在我国文明历史初期是祭天的台坛 ,因其对应着上帝居住的中央之天———钧天而得名 ,它在今山西省襄汾崇山一带。过去有学者主张的钧台是夏代监狱且在今河南省禹州市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夏启有钧台之享” ,这是夏代初年夏启主持举行的一次重大祭天活动 ,参与助祭的是各地的方国首领 ,因而“钧台之享”也是一次方国盟会。这次盟会确立了夏启天下共主的地位 ,奠定了夏王朝的统治基础 ,是我国文明时代开端的标志。     

昆明城郊子君村彝族土埙的调查和研究——兼谈古埙的发现及有关问题

"阿乌"为彝族子君人自制的传统吹奏乐器,以土制成,类似古埙。据对"阿乌"的调查及考古出土部分古埙资料的联系对比,可知埙的起源甚早,不仅有陶埙,还应有土埙。因土器不能长期保存,故考古未见土埙,而子君人土埙的制作、吹奏方法、音律等对研究古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类比材料。     

论均输法

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的均输法是对汴京粮食物资供应体制的改革,其核心是扩大购买、利用市场.以往流行的均输法未曾实行之说,是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错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