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想象的有我之境——现代性与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想象

在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想象中,浪漫、鲁迅和现代主义构成了其历史想象的主要情节.现代性则是李欧梵历史情节组织的主要句法.是他历史解释的主要策略.这便形成了他的以现代性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想象.之所以如此.在于李欧梵的历史想象与自身所处的"现在"的潜在对话关系,是一种"有我"的历史想象.     

从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看当代鲁迅研究

八十年代王富仁、汪晖、钱理群等人超越了建国以来的经典鲁迅研究纲领。海外学者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呼应了这个更新,并揭示了一些从前较忽视的问题,包括鲁迅的“传统与‘抗传统’”,以及《野草》的形式创新。然而,无论是海内外学者的新尝试,还是近年来对鲁迅研究的整体性挑战和质疑,都反映出当前鲁迅研究仍缺少开拓,缺少新的空间。     

李欧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善于在占有和使用包括印刷文化和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等广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命题,这些命题既采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社会学研究较新的理论视角,又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城市”以及“大都市”等理论范畴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李欧梵以“现代性”为基点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传统中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城市文学的压制。     

摩登批评与浪漫啸声——读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上海摩登>所显现的都市美学无疑是西方的,致使它超越了乡土型的都市研究传统.但当李欧梵在重绘上海现代都市的时候,他几乎远离了中国语境,而完全用西方的现代文化理论或文学精神作参照讨论.由此在论述中出现了两个最显著的问题.西方参照系与分析对象之间的非吻合,导致在本书中描绘的上海现代形象有些模糊不清.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或文学精神作为分析上海摩登的参照体系,也折射出了作者的意识形态的倾向.     

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李欧梵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的学术心路,包含了一种交杂与碰撞的"边缘人"意味与"徘徊性"情结。由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边缘"获得一种"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世界视野,这种文化取向上的相对性,为李欧梵的批评实践带来比较眼界与灵动气象。对"传统/现代"问题的思考,集中显现出李欧梵的现代性情结。李欧梵的科际眼光、反省思想、边缘观念与徘徊意识,使其批评理论具备了中西、传统现代等学术领域的"互文性"特征;徘徊作为一种后现代性的学术策略,其方法论意义正日益凸显。     

王国维"悲剧"批评观念的现代性转型

中国叙事文学批评观念不断演进,经历了从"道统"到"悲剧"的转型过程.时至近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促成了中国叙事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对《<红楼梦>评论》"悲剧"批评观念出现的前因后果及其现代性转型的意义与影响的论证,需要从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在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究.     

吴宓与《学衡》: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

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推动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历史进程里,吴宓从自己的固有文化视域出发,以《学衡》这一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偏激取向的刊物为依托全面展开了对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的深入思索。这种整合中西传统文化精华建立新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发展思路体现出了比新文化阵营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和比一般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对其展开重新分析和评价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问题。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空间体验——兼与李欧梵先生商榷

李欧梵先生挖掘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颓废面向意义重大,但他认为此种现代性的被压抑源于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进而提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时间观念的论断,这是值得商榷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并非如李先生所言如此巨大。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利玛窦的地图开始部分瓦解中国天朝中心观念,到中国文学世界由于发现另一空间,由之更重视自身的空间体验,都可看出对现代性的空间的重视。     

原型批评和读者反应批评视域下的《白夜行》研究

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邀请读者积极参与连接、填补其中的“空白”,因而文本的意义也就具有了开放性,多样性。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利用多重视角的转换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带领我们找到了案件真相,虽然其间还有许多的“未定点”和“空白”,但这也正是需要读者积极参与的地方,点、线、面相结合各自寻找出属于自己的答案。本文认为唐泽雪穗大部分时间戴着人格面具,在众多人眼里是高雅聪慧的女神形象,然而实际上是一朵恶之花,被阴影所支配,犯下的累累罪行就是她阴影的最大显现。雪穗的阿尼姆斯是筱冢一成,曾数次表明心迹,与桐原亮司之间不过是被守护者与守护者的关系,无关爱情。     

老舍《断魂枪》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性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一个概念,在社会和文学上表现着不同的形式和意义。老舍的《断魂枪》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谱写了一曲对传统文化的挽歌和对现代性的深层追求。从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的角度,通过《断魂枪》中的人物形象、文章结构、叙事方式和老舍对现代社会多层次的思考等方面来粗略地解读《断魂枪》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的现代性(下)

重读评议20多部影片,可以看到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佳作迭出,群星灿烂,具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发展的深刻的现代性。     

论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关系,它们是同一启蒙方案内部逻辑演化的产物,前者孕藏于后者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之中,后者的三次历史浪潮为前者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哲学依据.中国理论界对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从文化哲学视域阐述了＂现代性＂的多层次内涵,阐释了现代性批判与启蒙运动的联袂关系。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性＂的同时,＂现代性＂批判又对启蒙本身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就现代性的批判向度而言,主要阐释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社会＂现代性＂批判理论;就现代性批判实质而言,主要批判了主体理性的统治,尤其是马克思运用了病理学剖析以及治疗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最后指出了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现代性问题探微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一种时间意识,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和价值规范。现代性在自身的生成和发展中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自然"祛魅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风险、社会关系契约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文化世俗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理应在准确把握现代性现实语境的基础上,科学确立现代性目标,积极构建现代性制度和文化,合理选择现代性发展路径。     

试论李煜诗词中的佛教文化意蕴

本文考察和探讨南唐后主李煜诗词中的佛教文化意蕴,主要从空虚梦幻的感受、悲苦愁恨的体验和清凉幽寂的禅境三个方面展开论析.认为后主诗词中所表现的浓厚的空幻感、悲苦感,既是他对人生的切实感受,也是他后期生活的真实写照,更是深受佛教"空观"、"苦观"影响的结果;而后主诗词中清凉幽寂的艺术境界的创造,既是他高雅艺术情趣的体现,也与他深受佛教禅宗美学思想的熏陶有关.     

酷评的文化肖像

酷评因20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意义。酷评以特有的多元文化张力,创造了"奇观社会"中文学批评的震惊景观,在现代性特质、批评主体与批评美学方面值得深入探讨。酷评通过对精英批评的重构与改造显现出向商品美学靠拢与转化的新趋向,因而是一种以流行为导向的时尚批评;酷评家在思想与文化领域中的漫游个性,赋予酷评以特有的批判锋芒与生猛力度;酷评美学是波希米亚式的前卫美学、先锋美学,酷评正激进地重塑当代批评家的文化模式,重构当代批评的美学传统。从上述意义而言,我们应对酷评给予更多的阐释与关注。     

审美现代性批判如何可能

当代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研究,始终立足于现代性立场,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的补救或拯救,给出一个走出现代性危机的理想方案。然而,现代性作为一种危机意识的表征,并不生成于内部自身,而是外部批判质疑的结果。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兴起,使"现代"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应该从后现代性视域出发,在后现代的维度和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批判,并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给予重新的描述和审理,以发掘其中所蕴藏的质疑批判精神。     

审美现代性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消费主义文化是现代性历程中发展出的主要的文化再生产模式。在今天,这一文化借助全球化的伪装,推促了审美向日常生活的殖民,促进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反思维度和批判面向;应该通过审美现代性来反思、批判被消费和审美全面覆盖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揭露作为社会生活本身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示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表征出来的审美幻象和消费政治。     

多维批判话语的构建——试论老舍文化批判精神的特性

老舍的创作始终贯穿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对自己深浸其间的市民文化在表达眷恋的同时也透露了同等的忧思。他既坚持启蒙理性,承续了“五四”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又对走入偏执的启蒙观进行了反思,尤其是对于价值失序中道德信念的沦落状况深表关注。在“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之外,老舍努力去探索开掘人性中潜藏的病态,建构起了多维度的批判话语体系,也彰显出了他的批判精神的深邃。     

论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哲学的救赎意义

现代性问题重重,但其本质危机可根本归结于现代性的资本逻辑,片面的工具技术理性和狭隘主体性下的资本逻辑,使得人们应从现实生活逻辑的追求而呼吁文化哲学的产生,并且在马克思的理想共产主义模式下得以解决。同时进一步从内在哲学层次探讨资本逻辑的本质,危机又是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缺失根本造成的,因而从这一角度看同样呼吁一种新的文化哲学的产生。文化哲学的产生和现代哲学的真正转型应是在生活实践中变革传统形而上学,在文化生活中重建文化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