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中西化认识上的差异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避害趋利的防卫心理是其产生的真实动机;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的论战是其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学”思想提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契机,但其自身的矛盾,既阻碍了引进西学,也冲击了中学为体,必然导至洋务运动的失败。     

略论《知新报》会通中西文化的思想

《知新报》与康有为关系密切 ,基本上秉承了康有为等对中西文化的看法 ,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知新报》认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在诸多方面不如西方 ,应向西方学习 ,但同时认为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 ,把西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化所固有 ,企图以此来减少引进西学的障碍 ;又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大量翻译介绍西政西艺西学 ,成绩斐然 ;认为天下公理本质上并无中西之别 ,中西文化最终必然走向融合之路 ,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 ,中国文化也远非至善至美 ,只有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才能使中学发扬广大和西学行之无弊。     

晚清救国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西学译介

以翻译引进西学,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法,改变中国受外侮的命运。晚清社会现实决定了西学翻译与强国探索之间的关系。将西学、翻译和救国三者联系起来,分析华人救国之路的探索和传教士强国之策的译介在晚清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历程、特点和相互关系,探讨强国探索影响下的传教士西学翻译的特点,提出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应结合起来,尤其关注特定历史转折期中翻译所具有的特性以及翻译与历史的互动。     

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

总理衙门与洋务运动吴福环１８６１年１月，清政府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圻、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总理衙门又成为全国“洋务”中枢机构。在整个洋...     

论康熙的西学观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认为,学问不分中西,凡有用者皆吸取之;衡量学问、判断是非要以事实为取舍依据,以科学测验为判断标准;西学的方法不仅是实测和实证的,而且要把事实的验证与一定的逻辑推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批判吸收,任何知识和学问都要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并适合中国的国情;其西学观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性和坚持“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由总理衙门设立看清朝中央权力争斗

本文通过对总理衙门的设立和得以设立的原因、总理衙门名称、管辖范围的界定和反界定、总理衙门的地位与中央各部关系等问题的论述,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清朝中央权力争斗的实质.认为总理衙门的创设是对清朝定制的突破,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侵略,在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完整性上打开了缺口,摧残了其至上性意识,是一次巨大的变化,不能不引起各派势力的消长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文章并对总理衙门设立“顺利”说、“水到渠成”说,提出驳议.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由“道”到“术”:近代工科大学的国文教育——以交通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进入近代之后,在西学冲击下,开始了由传统知识系统向现代知识系统的转型,作为传统知识系统基本栽体的国文与现代知识系统出现了分裂和对立.作为近代著名的工科大学,交通大学的管理者试图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保存国粹,但最终国文教育仍不可避免地走向工具化,由"道"转变成了"术".     

中西异同视角下的“西学中源”说——兼论晚清“《格致古微》时代”的思想光谱

"西学中源"说是甲午戊戌时期流行的一种讨论中西学关系的观点,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即为其代表。该书以"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辨,大中外之防"为宗旨,既要沟通"古籍"和"西学",却又同时区分中西,本身即潜藏着悖论。从中西学异同的视角看,"西学中源"说不仅关涉促进或阻碍西学引进的问题,更是一种介于中西相通和中西相异之间的独特认知,既暗含着中西学本质上的贯通,又强调二者现象上的区别。在近代思想光谱中,"西学中源"说有其独特的位置,既不同于严复所主张的中西各有体用,也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证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的尝试,还异于张之洞以中西之别为基础的"中体西用"之说。它反映了一种以中学为主的融通中西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中西竞争的一面日益彰显时逐渐退隐。     

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清末 ,国学大师刘师培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 ,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不过 ,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 ,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 ,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 ;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 ,故更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 ,即同的一面 ,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之所以有此不同 ,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 ,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 ,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 ,严复也远超刘师培 ,但刘氏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 ,却体现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 ,这种对西学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 ,恰恰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理衙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变革

总理衙门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又有称为“总署”或“译署”的。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成立,光绪二十七年（1910年）六月按《辛丑条约》之规定,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前后凡40年。它的设立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这既反映了晚清政府适应对外开放和图谋改革的需要,又标志着晚清洋务运动的开始。现就总理衙门设立的原因、权力范围及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论述。设立总理衙门的建议是由奕,桂良、文祥等人提出的。1861年1月13日,奕,桂良、文祥等上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     

洪仁西学思想的再评价

洪仁西学思想的再评价刘圣宜利用西方近代文明以资国政的洪仁，是历史学界公认的改革家和中国近代化的前驱。对其吸收和引进西学的贡献，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过探讨，并充分肯定。但对其提倡引进西方宗教的主张，则一向非议较多，认为是其学西方的一个误区。笔者认为，洪...     

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与书写体例——古代文论研究中诸问题的思考

西学模式的引进导致了古代文论学科中的批评史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的割裂.研究目的和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回应西学问题、学科内在的演化问题、体系构造问题以及书写体例问题都应该重新思考.     

略论中朝两国西学及研究动态

西学是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统称,包括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在内容上可分为"形上"之精神文化和"形下"之物质文明;西学在发展史上,经历了"西学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即初期的"西学东渐"、近代"西势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西学研究,特别是中朝西学研究作为西学研究新的探索领域,业已成为当代文化学研究的热点。     

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

1861年1月,清政府为适应《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关系的新局势,设立了主管外交和通商的中央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为该衙门“管理”大臣。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封建王朝所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是清末外务部的前身。同一时期,清政府还在上海、天津两地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在工作和人事上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代官方典籍和现今史著对南北洋大臣的设立原委、职责及其与总理衙门的关系,大多语焉不详,或有讹误。不少史著认为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同时设立,且为总署的下属机构,是论均不确实,对此有必要以历史文件为依据加以考察澄清。     

严复翻译话语系统对学术话语的建构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西学著作的翻译中,严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西学的引进和翻译,人文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与学术话语的关系。严复翻译话语系统创造学术话语的现代性,体现学术话语的文化观,促进学术话语的规范性,造就了学术话语的博大与包容,他所创立的翻译标准同样适用于学术话语。总而言之,严复的译文本身就是学术话语的强力体现。     

严复的"西学"思想探析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他"西学"救国核心思想的形成.他通过著书、翻译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力倡西学"愈愚".严复的西学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亦有其局限性.     

论总理衙门的保奖制度

总理衙门仿照军机处建立保奖制度,对该机构中得力官吏进行奖励,便利其仕途升迁。其覆盖面广,内容优厚,在吸引京官进入总理衙门任职的同时,也将部分熟悉洋务的官员输送到海关道这类尤需交涉人才的岗位上。总理衙门优厚的保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晚清官场的铨叙规则。另外,在时人已经认识到的洋务(外交)人才需职业化这一点上,保奖制度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再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在历史上主要是作为一种新文化观而出现的,其实质在于突破“夷夏之辨”的束缚、重新定位中西文化,重心在于引进西学。这一特点使“中体西用”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内在的活力,处于动态演化之中。论者对西学之“本”的积极探讨,使“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终于导致了“中体西用”这一论式的分化     

漫长的革命: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西学的中国化是实现真正意义上中国学术原创的基本条件之一。西学的疲软不振,可以从拒阻西学的三个维度获得某种解释。这三个维度分别为中国民族文化无意识、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政治转向以及前辈大师接受西学的历史经验。中国强调实践致用的传统认识型仍然在阻隔着我们对西学如其所是的认识;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政治转向倾向于让国人以政治知识化的想象去化约西人知识政治化的视角;而前辈大师绕过西学核心即认识论而取道传统学术的做法,则充分说明我们曾经获得过的西学成就极其有限。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记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场漫长的学术革命,不可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网络技术的发明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