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门四学士辞赋创作及比较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游于苏轼门下,与苏轼经常进行诗文唱和,会饭雅集。不仅文学上的交往频繁,他们在政治上也同命运、共沉浮,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苏门文人,四学士在辞赋创作上都有对苏轼赋风的传承,同时也有新变和个人特色的体现。又苏轼鼓励门下文人大胆创新,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他的这种启发下,四学士及其门下文士们的文学风格丰富多彩,各有风骚,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北宋文坛上百花齐放。     

论苏门四学士骚体文学的创作成就

由于党争的加剧和仕途的艰涩,北宋时期苏门四学士的骚体文学创作,感身边事,观眼前景,于赠友和答类、叙事抒怀以及品物抒怀类的作品中,既有高志难伸的苦闷,也有对激励名节的追求.在创作风格上,他们秉持了骚体文学一贯的抒情传统,或寓情于景,或托物寄情,或缘事抒怀,文中洋溢着充沛的情感,有着生活化、世俗化的共同倾向.但四人的风格又各具特色,具体表现为:黄庭坚的平和意远、温柔敦厚;张耒的平淡清旷、意蕴深邃,以及雄豪瑰丽,奇崛奔放;晁补之的铺叙和用典;秦观的慷慨宏大、意志深远等特点.     

晁补之初入“苏门”论析——“苏门研究”系列之一

晁补之拜师苏轼时年仅20,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稳定,没能分辨清楚当时各大学派间学术上的巨大分歧与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对苏轼的思想缺乏一种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凭着良好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感悟,仍得以为苏轼所接纳,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     

揭阳籍女词人张荃生平与创作考略

揭阳籍女词人张荃家学深厚,才华横溢,工于诗词,一生潜心执教,业余致力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与研究,著有《刘后村先生年谱》《荪簃诗词稿》等,辑有《张荃诗文集》,在现代词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荃的文学创作历程紧随其行纪历程而辗转流寓,主要分为揭阳、杭州、厦门、台湾和新马几个时期,她笔下的文学图景是现代作家流动的写照,反映了汉语新文学创作多元离散的格局,是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百年发展史上"古典与现代双峰对峙"现象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同时,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代表性的女词人,她的文学史命运与女性个体生命历程紧密相连,展示了现代女性在寻求自我解放与独立自由进程中的时代性悲剧命运。     

论词的传播方式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词一向被看作花间尊前侑酒佐欢的工具,主要功能是“娱宾遣兴”,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歌馆酒楼、席间尊前的歌妓口头传唱。歌妓“乞词”于词人,词人“赠词”于歌妓,不仅使词作得以保留、流传,也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再者,作为词之传播主体的歌妓是词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女色的参与,对词人的创作也是一种刺激。词中大量的对歌妓曼妙无比的歌喉与仪态万方的姿容,甚至她们的发髻、纤足、小手、指甲等的描写,即是明证。     

苏门四学士散文特征论

黄庭坚多以诗、词、书、画为作文对象,语言精悍洁净,情感真挚委婉,其诗文理论失之泥古。秦观的散文能较好地面向社会现实,有感而发,长于议论,寓言、典故是其常用的作文工具。晁补之可能是四学士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凌丽奇卓,精彩纷呈;即使是一些官样文章,也无愧于"温润典缛"之誉。张耒十分看重文章的社会功能,纵论古今、品评得失的内容和质朴无华、缺乏锤炼的形式为张文之最大特征。     

论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新变与成就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明代妓女词人研究

明代妓女词人是活跃在明代词坛上的一支生力军,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为她们的繁荣提供了沃土,有着明显的构成特征。她们较前代更自觉地投入到文化的积累与文学创作中,以爱情的渴盼、命运的悲叹为创作内容,以诚挚率真的表现形态、风流清婉的秀美风格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展现了自己的风貌,为词学史和女性文学史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论宋代四川籍词人的分布

宋代是词发展的巅峰时期,宋词作者层出不穷。文章主要分析了宋代四川籍词人分布的特点及其原因。通过研究发现,宋代四川词人分布极不平衡,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的因素,又有风俗文化、名人的因素。     

苏轼、苏辙和苏门四学士同题辞赋论

北宋后期苏轼领导的苏门文学团体不但有大量同题唱和的诗歌，还有一些同题辞赋。这些同题辞赋的产生，或缘于当时文人交游的风尚，或缘于身处逆境时辞赋家寻求心灵慰藉和相互鼓励的需要。这些作品对元秸年间苏门的正式确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体现了苏门文人的团体意识和苏门的凝聚力；它们虽为同题共作或唱和，却风格各异，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苏门活泼自由的门风，和苏门文人和而不同的精神品质。     

近十年苏青创作研究述评

苏青创作研究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史,21世纪以来,对女性意识的发掘已经开始显现性别研究的双面影响和包容性;作家作品的历史定位也在时空比较中渐渐清晰;解析理论和策略的日益多样化,使苏青创作研究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可能。     

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陂--从尺牍文看元祐时期苏轼的创作心态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元祐时期是苏轼创作的潜沉期，故而忽略了对这一时期苏轼创作心态的研究。文章从便于真情流露的尺牍文着手，探究苏轼此一时期在忧谗畏讥的背景下创作心态的复杂及改变，并由此引发的艺术风格的转变。     

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陂——从尺牍文看元时期苏轼的创作心态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元时期是苏轼创作的潜沉期,故而忽略了对这一时期苏轼创作心态的研究。文章从便于真情流露的尺牍文着手,探究苏轼此一时期在忧谗畏讥的背景下创作心态的复杂及改变,并由此引发的艺术风格的转变。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宋词学批评中雅与俗的思考

梳理宋代词学批评中“雅与俗”问题可以看出 ,所谓“雅”实质上是士大夫文人社会思想意识的反映 ,是他们价值观念的体现。南渡前主要体现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意识 ,是思想意识层面上对日益兴盛的市民文化的对抗。南渡后还进一步涉及到词的功用问题。而艺术风格层面上的“雅俗”问题则一直贯穿两宋词学批评     

论清初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清代词学领域里,常州词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早在清初,就出现了以邹祗谟为首的毗陵词人群,人员较多,词作颇丰,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地域性词人群体。他们为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提供了丰沃的词学环境。另外,在词学理论上,清初毗陵词人已开启了尊体、寄托、重学的先导,对常州词派影响深远。     

苏轼"诗中有画"论的创作实践举隅

本文认为,苏轼不仅看出了王维诗中有画,而且他自己的诗也是这一诗歌理论的实践者,他的诗中画不是油画性质,而是文人山水写意画性质。本文从实地考察得知:他的诗中画既包括风景的,也包括风俗的,并且分别具“奇”和“淳”的特质。本文还对这两种画的两种特质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作了较深入的阐释。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文化视阈下的王勃诗文创作

王勃的诗文创作别具特色,本文从时代、社会、地域、家族、乃至个体心理诸方面对王勃诗文创作进行文化整合下的分析,以期窥视文化背景下,诗人的生命情调与创作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