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人学是如何可能的?--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学思想

启蒙时期是一个酝酿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自文艺复兴以来 ,人们对自然和人自身的认识已经积累到相当的程度 ,从而与旧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人们再也无法容忍旧秩序的约束 ,冲破藩篱的激情如山洪一样爆发 ,理性批判的洪流无情地扫荡一切妨碍自由思想的东西。“理性”成为 18世纪文明人的新的上帝 ,理智的进步成了 18世纪新的信仰 ,个体的权利成了构建未来社会新的价值观基础。启蒙时代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力量 ,并且坚信“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道德上 ,人类种族根本上说是统一的”1,因此创立科学的人类科学是启蒙思想家的普遍追求。把自然…     

“启蒙”概念及其张力

启蒙运动是一个始于观念更新而及于自由实践的漫长过程,它唯一可以允诺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但它只是为现代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决定他们如何作出选择。启蒙并非自绝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而是这种传统中的异质因素的全面展开。"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启蒙史乃是理性自我理解、自我裂变的历史。然而,理性本身只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也造成了启蒙自身的张力。正是理性的误用造成了启蒙的偏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怎样进行启蒙。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了重续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们需要汲取法国启蒙运动的成功经验,更要汲取它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合理地对待传统,合理地对待信仰,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合理地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需要合理地对待理性自身。     

启蒙的兴起与主体的衰弱——《启蒙辩证法》再思考

启蒙哲学被看作是强调人的主体的哲学。然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的目的在于摆脱人对自然的恐惧,从而顺从自然,支配自然。在对理性的追逐和人的主体地位的树立中,人的自我持存与自我毁灭并存,自我牺牲与欺诈导致了主体的分裂,因此,启蒙运动是一场导致主体衰弱的过程。尽管如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这一思想,不应被看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因为他们并没有放弃主体和客体的框架,其对启蒙的批判,只是要完善启蒙的思想,而不是彻底颠覆启蒙。     

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样式,与依靠经验和自然的传统社会不同,它依靠的是理性,信靠的是人。现代性的生成与启蒙直接相关,是启蒙的精神品格成就了现代性的精神品格,并因此使得现代性堂而皇之地登上世俗的历史舞台。启蒙的精神品格可以简约表达为:启蒙是一种与过去告别的断裂意识,启蒙是一种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启蒙的这种精神品格对现代性的生成产生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启蒙精神造就了现代性的气质、态度,即形成了现代性独特的精神内涵;第二,启蒙规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外显形态,即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特定历史——现实内涵源自启蒙精神。     

从启蒙到批判：福柯对康德启蒙观的推进

康德的启蒙观以主动运用自己的理性为核心：首先,要自己思考,摆脱成见,主动运用理性检验一切接受的东西,乃至理性本身。其次,必须公开运用理性,将思考上升到普遍性高度,尤其是在实践理性领域把自己的准则上升到普遍的法则,从而在目的王国内实现启蒙。福柯认为,启蒙问题的提出是康德对他所处时代的思考,这代表着现代性态度的出现,而这种现代性态度包含了对时代的批判。由此,福柯把康德的启蒙置换成了批判。这种批判作为不被治理的艺术,意味着对权力引导的反抗,这就要对人们的历史存在进行考古学——谱系学的分析,明确知识——权力设立的界线,从而对界线进行不断地僭越,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自我。     

门德尔松的启蒙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对启蒙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康德的启蒙传统或者西方的启蒙运动.犹太启蒙哲学家门德尔松的启蒙观提供了另外一个参考的视角.他的启蒙观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启蒙关乎理性知识和理性反思能力;第二,启蒙分人之为人的启蒙和人之为公民的启蒙;第三,启蒙存在衰退和误用的可能性.门德尔松的启蒙观为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三点启示:第一,从教养的角度理解启蒙,从而重新估价儒学的教养资源在启蒙过程中的作用;第二,启蒙有不同的层次与向度,但是都基于对理性的认可;第三,对启蒙的消极后果和辩证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试论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兼及如何重构新世纪的启蒙思想体系

本文认为情感与理性的矛盾构成了启蒙主义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体现为情与理相互激荡、彼此促进的统一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彼此冲突与干预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或对立或统一,以及相互作用的矛盾方式,在中、西启蒙文学史上有着从浅入深,纷纭复杂的变化.但以往对启蒙主义的研究,或囿于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将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等同,既影响了从理论上对启蒙主义深层结构的充分挖掘,更造成了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评判上的混乱.启蒙主义表现为一个持久的人性解放与人格追求、情感觉醒与理性探求的过程,它为人类精神的解放所提供的是一种借以发展的内在张力或动力系统,重新建构新世纪新的启蒙思想体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审慎地启蒙:从“有用性”角度看黑格尔对启蒙的批判

一般认为,启蒙运动是黑格尔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受其影响,启蒙思想便自然成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一条潜流。虽然启蒙运动在反抗宗教压迫、实现人的自由等方面功勋卓著,但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也为黑格尔所察觉。在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论述中,颠覆宗教信仰的过程既展示了启蒙的"有用性",也体现了其不足。启蒙对理性的过度高扬,容易导致人类社会滑向功利主义的泥潭,他认为,"审慎地"看待启蒙,进而实现对理性的自由把握,是克服宗教信仰坍塌之后社会危机的必由之路。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启蒙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

作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起源的核心思想,启蒙理性主义不仅认为理性是认知自然的合适工具,也相信理性是解决有关人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合适工具。必须一分为二地对待当前盛行的启蒙理性主义文化,辩证地吸纳启蒙理性主义文化的合理成分,把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中华文化中的智慧理性结合起来。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启蒙的多维度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启蒙性质

启蒙应具备三个维度,即理性、感性和神性.中国的启蒙主义也应该具备这三个维度.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主要参与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和神性维度的建构.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最早的形式是以译介方式出现的.对尼采、叔本华等人著作的译介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哲学美学基础.一方面,中国现代的启蒙思想家王国维、鲁迅等将当时西方最时髦最具先锋性的哲学美学和中国的启蒙建构结合到一起.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是在两种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当中建构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还承载了建构启蒙的神性维度的重任.这主要体现为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所具有的神学来源.例如,作为基督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论家梁宗岱的"纯诗"诗学观,发掘了象征主义诗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密切关系.     

启蒙的三重困境与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从马克思理论与启蒙理论本身的碰撞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启蒙的批判和超越集中在三个方面:启蒙的"普遍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如何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了一条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启蒙的"主体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作为客体的货币、资本成为主体,马克思通过对于货币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并成为主体的揭示和对于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地位的批判,试图在斩断资本之链的意义上使得人重新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启蒙的"理性论"困境主要表现为理性自由的丧失和理性同一性与资本逻辑的同构,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达到对于启蒙理性的超越。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评张光芒新著《启蒙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 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衰微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 ,关于启蒙的话语和理论研究也日渐式微 ,甚至启蒙、理性等术语都遭到学人们的鄙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人文学术界的犬懦主义特点 ,也可见出中国启蒙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就在学人远离的这一学术领域 ,张光芒先生多年来却孜孜以求 ,没有被学术界的“趋利避害”等不良学风所左右 ,而是执着地扎根于中国启蒙问题 ,对此进行艰苦的梳理、甄别、分析与研究。在一片“后现代”的喧嚣声中 ,光芒与其研究的对象之间几乎可以说构成了一种“如影随形”的关系。因为他自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