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中农业限制性区域的用地问题研究

城镇化建设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推进城镇化建设需要一定的土地资源做支撑,但农业限制开发区域对土地开发使用有刚性规定。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和农村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在农业限制开发区域内进行城镇化建设,应依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域的划分及其定位,坚持耕地不减少的前提下,选择以生态服务型城镇化发展为路径,协调好城镇化建设和耕地保护的关系,同时推进生态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分税制改革如何影响了中国城镇化质量

央地财政关系与城镇化质量是新时期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理解中国城镇化质量需要在央地财政关系和城镇化质量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央地财政关系是中国城镇化实现快速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也是造成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制度性成因,央地财政关系可以通过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城镇化发展质量。在实证研究层面,基于197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可以考察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分税制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的“为增长而竞争”模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是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对城镇化质量的特征事实的实证研究为该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城镇化质量除了可以通过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来直接推进以外,还可以通过调整央地财政关系来间接引导。这为新时期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从双重管制到双重放权

城乡经济关系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理解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关键性意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政府—居民、中央—地方双重互动→资源配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顺次决定机制。在该机制中,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双重互动是影响城乡关系的本源性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互动方式各不相同,相应的城乡关系也就具有差异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地方的不完全分权与政府—居民的不完全分权相互叠加,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约束条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而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双重互动也面临着从不完全分权走向完全分权的使命。唯其如此,才能形成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城乡均衡的利益分配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差距收敛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土地托管的形成机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黑龙江省的实践案例

土地托管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新型实践。土地托管的实质是合约形式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组织化与市场化融合发展的逻辑必然,同时也是利益驱使与上层引导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托管一方面深化了现代农业发展所必需的专业化分工,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小农户在土地上的剩余索取权,不仅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且在土地产权集体所有的基础上降低了土地的租值耗散。但与此同时,土地托管的供给主体面临着生产、市场以及违约等多重风险,参与农户负担着额外的签约谈判和交易执行等合约费用,并且其退出农业生产后面临的择业困境也增加了土地托管合约的不稳定性。对此,可以通过完善监管和信誉机制、积极培育土地托管服务供给主体以及强化地方扶持政策等方式加以解决。     

从文化价值取向到国家目标和政府责任——“中—西”关系视野下美好生活诉求的一种思考

近现代以来,现代性变迁作为重大变量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现代意义的“中—西”关系也由此形成。“中—西”关系视野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好生活诉求在西方思想中有一些阐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是理想憧憬。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愈益快速、广泛而深入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不再局限于理想憧憬,成为国家的清晰目标和政府的重要责任。随着当代中国的持续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会和互义也在更新,为“中—西”关系添加了一系列现实因素和实际变量。这一过程将不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促进全球社会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不断趋近美好生活诉求这一目标的重要贡献。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系问题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动力和重要的支撑。变革和创新乡村治理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应对和协调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公共管理与村民自治、保护与发展、耕地保护与制度创新、农业与非农化、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视并处理好这六大重要关系问题,一方面可规避单向度发展,另一方面可避免政策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从而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国城镇化功能与城乡关系的演变

论述了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关系演变的历程,从功能性方面将中国城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是城镇化作为政策工具阶段,城镇化成为政府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第三阶段为城镇化起到政策工具作用的阶段,城镇化被动起到政策工具的作用,对城市的发展和缓解危机起到一定的作用。     

土地资本化背景下中国特色“以地谋发展”模式论析

土地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有效支撑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的"以地谋发展"模式有其形成的制度基础,在实际运行中有三种运行机制,即土地财政通过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介作用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土地开发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低成本的工业用地促使产业集聚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必须改变"以地谋发展"模式,构建新型土地与经济关系。     

试论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规制

中国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从实践看,地方政府控制了城镇规划和决策的权力,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土地开发过程中与企业形成合谋关系,普通民众则难以参与城镇化发展,这诱发了民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代规制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在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均衡的规制结构。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亟须扭转目前地方政府、企业、民众之间规制力量失衡的状态。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逻辑重塑——中央、地方与民众的衔接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利用"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分析法,对我国城乡关系失衡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中央政策体制的局限、地方行为的扭曲、村社基础的缺失"共同造就了城乡发展失衡的现实困境。对此,可通过城乡共生式发展的路径建构,地方可持续发展行为的实践,村社共同体的重塑来有效实现中央、地方与民众的互动与衔接,达成十八大所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塑造"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格局。     

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当代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变迁分析

经济改革前后,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呈现不同的形态与模式:经济改革前,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是一种强制许可的模式,改革后,该模式逐渐演变为条件许可制。在城市户口迁移强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是正式劳动关系;许可方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以指标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个人"组成的四级单向度模式。在城市户口迁移条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具有市场交易性;许可方式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以政策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组成的三级相互反馈的结构模式。城市户口强制许可制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根源在于全能主义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能量输入与能量输出过程所产生的制度需求;城市户口迁移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的原因在于组合主义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新型结构关系的出现与发展。     

农地新政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农地流失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未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关键在于,模糊的农地制度安排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供给,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则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需求。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增长及其"土地财政"而以农地资源的广泛流失与浪费为代价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精神实质与政策指向,旨在通过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及其政策硬约束,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土地财政困局分析

在2001-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9.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我国GDP的34.7%。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已经不啻于一剂"经济鸦片",调控政策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地方政府竞争最为直观的表征。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厘清土地财政困局的动力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地方政府收权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向市场的"让权",从体制机制上找到破解土地财政困局的良方。     

规模抑或质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迷思

规模经营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这种思想在土地流转的政策鼓励下逐渐演变为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热潮,但是规模经营的实际效果却表明规模经营不会必然导向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与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需要探索一条更加注重农业质量的发展道路。     

府际关系视角下中国政策扩散的运作逻辑——以城市人才引进政策扩散为例

中央政府通过权威调控促进府际学习并推动政策扩散,但其趋同与趋异并存的政策扩散结果背后的运作逻辑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行政集权—财政分权”的制度结构塑造了政策扩散的多重机制：在纵向上,中央政府整体性调控使各级地方政府对标对表,地方政策呈现趋同现象;在横向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使后发追随者基于“恐后”心理学习先进地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趋同,而竞争取胜者为保持先发优势,通过深化政策创新,使得政策结果趋异。“制度结构—府际关系—扩散机制—扩散结果”四个环节形成了中国政策扩散的逻辑链条,多重扩散机制在府际关系塑造下并存且共同发挥作用。与西方政策扩散逻辑不同,中国政策扩散多重机制与异同并存的结果源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并存的制度背景。     

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角色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

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应当既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也是政策执行中政策目标指向的客体。如果以"嵌入性—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来描述公众与社会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的关系,则建国以来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先后经历了非嵌入的受益者、非嵌入的受损者和嵌入的利益相关者这三个阶段。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转变展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现状,也预示着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未来趋向。     

中国城镇化战略:构造逻辑、题域呈现与风险防范——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的探讨

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并借助"逻辑—题域—风险"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发生学与实践运筹学。依据多重混合逻辑所展演的发生秩序、实践动力与目标指向,大转型时代的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同时表现为技术—经济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和心理—体认的复杂面相,这正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但在此过程中,易于伴生性地出现过载、固化、漂移等诸多风险,并具有跨域渗透性、层叠集群性与虹吸传感性等特征。为此,必须从内生应对的系统性出发,以确立法治化与效能化治理的根植性为目标,通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而实现风险管控、导引良序发展。     

制度变迁、土地财政与外延式城市扩张——一个解释我国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虚高现象的新视角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加大是土地财政兴起的重要诱因;1978年以来所实施的以"有偿、可转让、有限期使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土地制度变革,在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资源配置的同时,也为"土地财政"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土地财政是导致城市化虚高和产业结构虚高的重要因素。在以经济增长为考核导向的激励约束下,作为城镇建设土地所有者、供给者与垄断者"三位一体"的政府,倾向于通过选择倾斜发展富含地方财政收入的房地产等服务业,扩大土地收益和放大土地在宏观方面的增长功能。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及农村文明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城镇发展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城镇建设用地、廉价劳动力、环境承受巨大压力的基础之上,尽管城镇化水平提升迅速,但其对基础农业的破坏作用也显而易见。可以说,目前我国城镇化被房地产开发商"绑架"了,属于"被城镇化",同时地方传统文化面临解构和破坏。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及农村文明存在的问题,并引进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强调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使用"逆城镇化"、"城镇农业"、"设施农业"、"农业产业链延伸"等相关经济学论点,对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及农村文明进行深入实地调研,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及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多重利益格局中低碳城镇化转型:激励维度与协同治理

利益关系是低碳城镇化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在低碳城镇化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面临政治利益与环境利益难以统一的矛盾;企业面临经济利润与节能减排之间的权衡取舍;居民面临个人效用与环境行为的决策选择,各参与主体利益诉求非一致性而至的利益格局已构成低碳城镇化转型的现实困境。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应将低碳城镇化转型置于多维激励视角中进行分析,而转型效果最终则依赖于各参与主体职能优势的发挥及相互间的合作博弈。基于此,立足于低碳城镇化转型中多重利益格局这一视角,提出"理念"、"行为"和"绩效"激励维度分析框架,从中央政府的制度保障、地方政府的政策优惠、企业的创新支持和居民的低碳自律建立低碳城镇化转型"四力合一"的激励型协同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