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性是在欧洲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对现代性的又一次启蒙,是现代性的延续和调整,它是对现代性弊端的批评,而不是对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是唯一的,并不存在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中西差距实乃“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中国必须选择现代性,不可能“直通式”进入后现代社会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启蒙与物质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肇始于启蒙运动。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辑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是现代化过程的三个侧面。经历了这一社会变迁,商人由卑贱变为高贵。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也典型地体现为商人由贱到贵的转变和物质主义的流行。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至高无上,思想精英是领导阶级,而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文革不是启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是最有成效的一波启蒙。十六大允许民营资本家入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几千年的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被彻底废除了。至此,物质主义已大化流行。现代性要求国家和哲人放弃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而让市场和经济学去引导人们理解善和好生活,让商人们去示范何谓善行、何谓好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善观念保持中立,而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由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物质主义的善观念。启蒙和现代性的要害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明不会走向生态崩溃,而现代性的扩张正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深渊。为摆脱毁灭的命运,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为走向生态文明,中国人须有一场纠正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新启蒙。新启蒙的中心思...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社会信仰的重塑

从启蒙理性到技术理性,现代性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工具理性逐渐演变成一种拥有主导性地位的理性,为了使人们的理性精神不断发扬,必然会导致对宗教的祛魅。资本主义社会使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最根本的诉求,他们从对某一信仰的追求中脱身,继而又去追寻新的信仰来克服自身面对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信仰危机。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解读引发信仰危机的原因,并希望通过对理性的合理利用的同时将之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以调制解救现代人类面临的信仰危机。     

意识形态与现代性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共同的启蒙运动背景使意识形态与现代性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千丝万缕的深层勾联.意识形态因分享了现代性的核心理念而具有现代思维与知识的特征与形态,现代影响最大的几家意识形态理论都是因信奉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而逐次建立起来的.作为现代性的启蒙话语,意识形态既分享了现代性的所有光荣与梦想,也分担了现代性的所有局限与不足.     

回溯·交汇·预构: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现代性品格

康德启蒙思想志趣揭示了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天赋的理性对现实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启蒙精神意旨关涉了人们自身从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意在构筑全新现代知识体系,鼎新现代社会观念,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之预构维度旨在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构公正良好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将现代性价值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整合起来,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制度性维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吸纳与建构现代性的过程,而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将成为继西方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之后的一种新的现代性而受到世界的瞩目。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儒学的内在生命与儒学的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能否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究竟怎样才能使其现代化?现代化的儒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以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又能发挥何种作用?或如何发挥其作用?是每一位关心儒学命运、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大业的学者都认真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儒学形成于中国封建化进程的始点。生存、活动在权力下移、礼崩乐坏之看秋时代的孔子,在继承、     

城市日常生活的质询及其表征的形成——论中国早期话剧创作的文化身份

中国话剧的现代性诉求,长久以来被简单地界定为晚清以降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在戏剧领域作用的结果.从早期话剧的本体出发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话剧在其形成期就体现出一种文化品格,即生于城市,归于日常.从城市的角度去探寻话剧的现代性成分,体现出的是外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启蒙现代性,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探寻则体现出的是内在的艺术上的审美现代性.回归与认同这一文化身份,话剧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求得永久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为启蒙开新路——新文化运动之于个体主体性的革命

新文化运动之于启蒙,是一个永远找不到唯一答案的问题。那场运动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将个体从家权、族权、国权的繁重束缚中解脱出来,从一开始便以"自我"出场,掀起一场旨在解放主体的革命。可当儒家纲常伦理退出社会价值体系后,所带来的却并非主体的自由独立,而是失去价值导向的空虚的个人。事实上,这种虚无的"个人主义"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救亡"压倒了"启蒙","国家主义"权威成为主体新的"外在"统治力量。而解救这一"现代性"弊病的可能途径在于主体"公共理性"的培育。     

破除"启蒙"的蒙蔽--《启蒙心态和儒家传统》一书的编者手记

启蒙是西方现代化的地方经验的普世化,其中包含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启蒙的世界观里,西方以外的各种本土文化资源都被看作前现代性的而丧失了现代的意义.中国近当代的文化危机,与这种反本土化的文化立场相关.在中华民族重启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中,必须考虑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本和知识分子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近年问题报告文学新作一瞥

近年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相对于以往而言,又有新的发展与进步,且呈现出新的鲜明特色与审美趋向,即主要表现为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与以往相比,这次启蒙主要表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一、清醒、理智的态度与深邃、细密的分析;二、主要反思"三农"问题与现代化;三、重新"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作出巨大贡献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表现出对人权、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深情呼唤.     

现代性与时间

本文试图从揭示现代时间起源、结构与意义的角度深化现代性理论。现代时间的文化观念渊源于从犹太—基督教救赎史到启蒙历史哲学的衍化 ,其社会存在基石是作为世界性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直线矢量的现代时间以追求未来的无限进步信念构成现代性核心。现代时间对生命节律的过度强迫是现代化中人与自然紧张对立的现代性根源。现代时间三维中“过去”、“现在”对“未来”的反抗与“未来”的演化 ,不仅是现代性种种矛盾冲突的深层根据 ,也是现代思想史观念运动的内在线索。现代时间的内在结构及其矛盾提供了深层认识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