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王制”与中国思想的开端问题

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来看,孔子及其集团与六经乃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孔子及其集团通过对六经的整理,一方面总结了上古政教遗产,类型化地区分了帝、王两种政教史观,另一方面又开辟了治教出于二的新格局。三代王制对于中国思想奠基的意义必须通过孔子之道才可以理解。孔子集团从三代之法中提炼出三代之道,对西周王制的总结而建立的"家天下"的理念,实际上为自秦至清的传统中国政制奠定了理念根基。而从经史之学的视角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加以重新诠释,上溯孔子及其集团,乃可以重释中国思想的开端。     

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

刘宗周提出"四书"、"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的思想,把"慎独"说与经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心有独体",主张读经书以求吾心,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不良的学风、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慎读修养,使人人从善去恶,以解救世道之弊.刘宗周批评了朱熹和王阳明不讲慎独的弊端,认为"四书"、"六经"之道即是慎独,把经学与慎独说结合起来,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体现出其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辨古识今：郭沫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改造与发挥

廖平经学思维方式对郭沫若的创造性的学术理念与旨趣有重要影响。郭沫若对廖平经学作出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性改造与发挥:在如何评价孔子问题上体现出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在孔子与托古改制问题表现出认知上的学理关联度,在孔子与《六经》关系问题存在"学脉"的延续性。郭沫若的这些做法体现了中华文化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永续生命力,中华优秀知识分子舍我其谁、勇于担当的文化自觉意识与自强精神。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

熊十力晚年对经学转型的沉思乃是通过“正名”的方法,重建孔子与六经的权威;又以“回归原典”的方式,从周秦儒家的经传中选择四部代表性典籍：《周易》《春秋》《礼运》和《周官》,论证其为孔子所撰述的常道之经,据此建构“四经”的经书系统,并阐发其中包含的乾元性海之内圣学,及大同公正的外王学,进而创构中国乃至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愿景。熊十力的新经学思想既融贯汉学、宋学、佛学及西学等,又含摄现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理念,会通古今和东西,接合传统与现代,这是他对如何回归和赓续经学传统而开示的新路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主线及其特点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依随时代之运演,大体经历了先秦子学、汉唐汉学、宋明宋学、明末清初以迄清季的清学诸阶段,而纵观其发展大势,不难看出,儒家经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干和价值本原,这乃是中国传统思想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最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文的文本结构与学术建构——以小说家为核心的考察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小序在文本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体例,其中的"九流框架"与"王官体系"均为后设,蕴含有刘歆以经学思想作为主导,重新建构子学分类体系与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和著录的深入解读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艺文志》在新创小说家并将其纳入九流框架的基础上,还同时尝试融合小说的方术属性与子学属性为一体。这一汇通之举实质上造成了部分的文本失控,对后世"小说"的发展和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史之间: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

蒙文通之学,具有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的风格。在蒙文通的经史之学中,对先秦法家进行了多个方面的阐述与建构。从法家的范围来看,兵家、农家、纵横家都可以归属于先秦法家。从地域特征来看,先秦法家之学是秦晋之学。从思想观点来看,先秦法家的关键词是法、术、势,先秦法家主张"抑贵族而尊君权",要求"强公室,杜私门",这些观点建基于法家所特有的历史哲学。从思想语境来看,法家是周秦时期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之一,是周秦时代有别于儒家的新思想,法家与儒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和的转变。蒙文通立足于特定的经史立场对先秦法家作出的阐释,为当代学界理解法家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辨析

学者们对"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理解颇有争议。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既有丰富的修己成仁之学,也有德化、礼治等治国思想,还有性与天道的形上哲理。孔子之"道"是多维的,而以尽己、推己为核心理念的忠恕之道,则是其多维理想之道的根基所在。曾子对"夫子之道"的概括是切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王船山尊孔崇孔之历史动因及其三个基本维度简

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尊崇孔子之动因有三：船山先祖由习武向尚文的度越;动荡的社会现实下除《论语》之外的其他经典不可多得,传世经典《论语》为其学习之要;明末清初社会现实大礼之不传,为“存先王之精意”而尊孔崇孔。船山尊孔崇孔有三个基本维度：考孔子之家世、敬孔子之德、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家世的考究,说明船山对孔子家世之尊;对孔子之德的阐扬,表明船山敬孔子之德;对孔子学术的探讨,表明船山崇孔子之学。船山对孔子的尊崇,印证船山思想属于儒学、特别是属于宋明理学之苑囿。     

从孙中山、李大钊到毛泽东──“中西融合论”的三大阶段

从孙中山、李大钊到毛泽东──“中西融合论”的三大阶段胡建（一）发轫于王官之学的中国文化思想主流，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嘉乾实学之后，一波三折，从“道统的裂层”突趋近代思潮，这一惑世眩目的嬗变并非出于民族文化的理性自觉，...     

孔子“一贯之道”定论析疑

《论语·里仁》所载曾子之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孔子"一贯之道"的定论。但是,这个未经孔子审定的定论是很可怀疑的。它涉及孔子学说的精髓,故而不可不辨。其实,曾子的才华、出此言时的年龄、学问境界及其治学方式,都不足以支持其能够独知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涉及博学、修身、安人、安天下,不是"忠恕"二字可以统贯的。忠恕是拘谨的、自我限制的、但求无过的。把忠恕视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曾子自己的体会,这与曾子本人的性格和境界有关。"忠恕而已矣",不过是曾子对其所得孔子之道的精微表述,而非孔子本人的"一贯之道"。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孔子之道是什么——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何以成为教主

在康有为那里,孔子之所以成为教主与孔子的思想密不可分.正是在孔子之道具体内容的展示中,康有为完成了对孔子何以成为中国教主的论证:第一,孔子之道包括天道与人道两部分,天道表明孔子重鬼神,言灵魂.第二,孔子之道以仁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救世初衷相印证,也是孔教与佛教、基督教的共同特征.在以仁为宗旨上,孔教与佛教、基督教完全相同.第三,孔子之道具有六艺与口说之分,六艺日以教人,口说择人而传,二者具有高低之别.第四,孔子之道注重变通,三世、三统兼备,后学中分出高级之大同之教与低级之小康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