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

西周时期,闾、里、邑、族是基本的居民编组单位的控制管理单元,其中闾用以编排"国人",里用以编排"野人",而郊中的甸人则大抵以"邑"为编排单位。闾、里、邑在本质上都是居住单元:闾是较大聚落(国、都)内部有规划地分划而成的居住区,里则用以指称四周有垣墙围绕、附带有田地的聚落,邑系围垣聚落的通称。族的本义是聚合起来的人群,一族或包括若干闾、里;若干邑也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五邑、十邑之类的地域联合体。国、野二元体制与以聚落或居住区为基础编排城乡居民,乃是《周礼》乡里制的核心,也是西周时期乡里控制制度的根本;而以聚落或居住区分划为基础的里、邑、闾,以及包括若干聚落的地域性联合,乃是西周时期社会控制的真实形态。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以聚落或居住单位为基础的。地缘关系乃是古代早期中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的基础,而血缘关系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原则和文化表达。     

秦汉“都亭”考略

(一)要明白秦汉“都亭”的含义,有必要先从这时的“亭”的含义与性质说起。关于秦汉时期的“亭”,今人王毓铨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写了《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所说“大率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亭”之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所谓“十里一亭”的“里”,不是指“乡里”组织的里,而是指十里的距离。因此,“亭”不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至于“十亭一乡”的话,则是在把“亭”当作地方行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基础上按照十进制推演出来的说法,故同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所说的“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的话矛盾。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系统说的梗概。那么,汉代的“亭”是什么性质的结构呢?王先生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官仪》说“亭”是“司奸盗”的机构及《晋书·贺循传》说汉代的“亭”有“防禁切密”的职能等,从而认为汉代的“亭”主要是监督劳动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机构。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我在阅读秦汉史籍时,往往以王先生之说验之,深感其说不诬。及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几次提到秦时在城市中设有“亭”,则“亭”显然非十个“乡里”组织之“里”设置一个;且简文中谓“亭”有“亭校长”、“求盗”等     

远古聚落的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

自仰韶时代中晚期起,中国远古聚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聚落的规模还是聚落的数量都有明显的扩展。与之同时,聚落之间以及聚落内部家族间的分化也急剧扩大,中心性聚落崛起,聚落内部的平等式格局也被打破,到距今4500年左右,也就是龙山时代到来之后,远古聚落逐渐被新兴的城邑和其周边郊野的村落所取代,新兴城乡二元结构登上历史舞台。     

2009“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日趋完善和自然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的广泛应用,以考察古代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目的的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和山东大学博物馆共同发起的"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和日照两地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和我国大陆及台湾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古代聚落形态研究、古代环境变迁和古代生业经济三个议题展开.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冲突与制衡:秦汉民间力量与乡里政权的关系

秦汉时期乡里社会始终存在着强宗豪族、游侠、民间结社、宗教组织等民间势力,不断侵蚀和消解乡里政权权力,与国家政权处于相互冲突与制衡的争斗中,导致国家权力并不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反而促使乡里社会处于民间权力的掌控与自治状态.     

汉代长安乡里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汉之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里既是汉代基层居民单位,又是基层政权组织。 公元前2O6年,刘邦入关灭秦,西入咸阳,曾“与父老约法三章”,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乃使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史记·高祖本纪》)。所谓“父老”、“吏人”,系乡里民众领袖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方国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从分散的聚落向方国的演进过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环节.从聚落群内诸聚落关系的演化到群落的出现,从群落组织体系的形成与群落权力的实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道路,既不能简单地用部落与部落联盟理论解释,也不能一味地套用酋邦理论,而是应当立足于从群落向方国的演进实际,探讨早期中国特有的文明发生之路.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包括乡里“自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治安管理体制三个层面，三者一体，相辅相成，有效地构筑了国家在乡里统治的基础。在都市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秦汉时期，乡里的政治意义并不亚于都市，乡里管理在国家政权统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城市与聚落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城市及其发展水平,主要是通过都城规划布局与都城制度反映出来的。曹魏建立五都之制,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一个创举,其中邺城的都城布局对后世影响甚大。北魏洛阳无论在都城规划、城市布局等方面均体现出承传、变异、创新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以"村"为代表的新型聚落形态遍布于中原大地,成为除了城镇之外在乡村中最清晰可辨的实体。村的形成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从聚落到村落的演变,这是社会常态下的自然演变路径;二是从屯田、坞壁到村落的演变,这是社会动乱状态下的非自然演变路径。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述两个路径既互相交叉,又各有其阶段性特征。     

试论农村聚落的功能与适宜规模——以延安安塞县南沟流域为例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定量推算与理论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农村聚落功能体系的分析,将聚落功能分为必要功能和非必要功能,进而通过功能的"经济门槛"分析,探讨了聚落适宜规模的确定方法.以安塞县南沟流域为例,论证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聚落规模达到2000人以上才能健全聚落功能.并认为城乡聚落功能的完备程度是城乡差别最突出的表现,聚落功能的完善与聚落适宜规模之间存在着客观联系.     

从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型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

"乡政村治"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一种具体探索,但"乡政"和"村治"作为两种异质体制共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在实践中显示了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乡政"有变为自利性国家经纪的动因.这种体制困境要求对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红山文化聚落的层次化演变与文明起源

红山文化聚落有关资料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红山文化聚落群中已出现了中心聚落和远离聚落的祭祀中心,出现了统一聚落群之上的权力。渔猎经济的发展,居民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与群体间的接触更加频繁。经济基础的发展使社会特殊阶层的出现成为可能,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就率先在这里出现。     

对国家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从新出简牍看东汉基层社会聚落

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简牍反映，里既是户籍登记单位，也是实际居住地。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资源，不少丘、渚、州等自然地理单元逐渐形成聚落。其中，丘已经普遍化，成为组织农业生产与征收田租的基本单位。新形成的聚落仍然实行“比地为伍”的社会控制策略，如丘内设有小伍长。在社会治安方面，州内设有例游徼，交通要道置例亭长，以防止奸慝发生。东汉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大致延续了秦及西汉时期的策略，乡里社会的权力体系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一元化的，但环境与社会互动导致的聚落形态多样化，使基层社会人地关系更加复杂，社会治理难度有所增加。     

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

内迁畏兀儿人的主体即普通民众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他们是以聚族而居的聚落形式,定居于关内各地的。内地普通畏兀儿民众,绝大多数是受海都、都哇等西北叛王发动的战争的波及而迁居内地的。朝廷在安置畏兀儿人时,赋予了其浓重的军事色彩。各个聚落,除永昌和大都外,在形成之初,大多带有军事镇戍或屯田驻扎的性质,这与他们探马赤军的身份有关。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上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     

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

西周时期,齐国遵循周制,以国、野二元体制作为基本统治制度,"参其国而伍其鄙",即将"国人"区分为三部,而将其所统治的土著人群按地域分划为五个区。齐桓、管仲改革,重整国、鄙二元体制:在国中实行兵农合一制;在鄙中实行军、民分治之制。无论国、鄙,其乡里控制体系,皆由伍或轨(五家)、里或邑(三十家、五十家或百家)、乡(二百五十家或五百家)三级组成。金文所见春秋晚期齐国的乡里控制制度,当是邑(乡)—里二级制。陶文所见战国时期齐国的城乡控制体系,在临淄城中实行"闾—里"制,在乡村地区则实行"卒—乡—里"制,其控制结构与春秋时期大致相同,只是在"乡"(邑)之上增加了"卒"(又分置左右敀)。委派"立事"分治临淄城内外各区("闾"),以及在"乡"之上设立"卒",说明齐君强化了对城乡社会的直接控制,而贵族在城乡社会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则受到削弱。     

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广泛分布。由此确立的集权国家与个体小农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一时期国家与小农之微妙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具体表现及影响,为我们更深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秦汉国-家秩序调整中的价值认同

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折时期,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均有重大变化。然秦汉想要实现从家—国秩序到国—家秩序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完成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的社会表征之改变;另一方面,则要完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认同。具体而言,秦汉政府主要通过从公平性法律到普适性法律的法律认同、从封邦建国到郡县治理的行政认同、从"以吏为师"到"儒术独尊"的学术认同等诸方面的建构最终完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认同,达到了建立统一国家、统一天下思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