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

"新的抒情"是40年代现代诗人穆旦提出的具有现代主义知性特征而又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极具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诗学主张。穆旦提出这一主张的现实依据源于他对抗战之于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念,其理论渊源直接来自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特别是T·S·艾略特诗学,间接来自17世纪玄学派诗学。"新的抒情"这一诗学主张的核心是以理性精神表现抗战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并鼓舞国民努力争取民族新生的光明前途。穆旦的诗学主张表明他对时代、社会、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对现代诗艺术的高度自觉。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代诗人与诗歌思潮重释（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略说二十世纪先锋诗的主潮

:20世纪行将结束 ,站在它的最后(或说最高)的方位上 ,回头打量中国新诗一个世纪以来的风景 ,该是每一位诗学工作者应有的学术热情。这与诗学领域中曾反复出现的“打打闹闹”有别。因为它是一次学理性的严肃的检视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诗学大行动。为此 ,晚近成立的淮北煤师院华文新诗研究中心与我刊联合开设《20世纪中国新诗回眸》专栏 ,提供一块让大家能坐下来慢慢“回眸”的空间。而且我们将一直保留这个空间 ,并籍此努力营造出一种新诗研究的学术氛围。因此 ,我们竭诚欢迎您的参与。     

穆旦写作与中国古典诗学资源传承的新局势

穆旦成长于一个"新与旧"亟待重新"适应"的时代,时代语境之中关于"新"与"旧"的协商、"传统"之于写作者的历史效力等因素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力量,暗中修正着穆旦的写作:穆旦写作带有明显的"非中国化"特征,但以杜甫、陶渊明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形象与诗学资源始终潜藏于其内心之中,在不同人生阶段,通过不同样式呈现出来。这显示了中国新诗写作发展到这一时期,在古典诗学资源传承命题上的新局势,即随着时代生活的新变,个人成长背景的潜移,古典文学资源之于写作的效应不再是直接施予,而是沉潜为某种精神性的背景。此种发掘,有助于更好地窥见穆旦那一代人的历史境遇与诗学冲动,同时,也能为理解新诗与古典诗学传统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吴奔星“诗学是情学”论的胎脱与孕育

著名诗人、诗论家吴奔星先生孕育了五十多年的著名论文《诗学是情学》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二期（1989年4月）从此“诗学是情学论”可说呱呱坠地了。吴奔星先生早在1988年12月于《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的序言《中国新诗的流派与流向》（江苏文艺出版社）中就提出了这一命题。吴老对此坚守不移,一再申论。1989年12月1日为他故乡湖南安化梅山诗社题词：“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无人不成文学,     

高準诗观管窥

台湾著名诗人高準(1938— ),字正之,祖籍江苏金山。现任诗潮诗社社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他在1961、1971年先后获台湾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及中国新诗学会诗奖。1972—1973年发表对台湾现代主义诗的长篇批判,提出“新八不主义”,为新诗大论战中的主要旗手。1977年又创办《诗潮》诗刊,揭橥“发扬民族精神”、“把握抒情本质”、“建立民主心态”、“关心社会民生”、“注重表达技巧”等旨趣。1981年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先后游历长城、泰山、三峡等名胜。高準著有诗集《高準诗集》,《葵心集》,散文集《山河纪行》,诗论集《中国大陆新诗评析(1916—1979)》,《详注中国古今名诗三百首》和《文学与社会》等。高準的诗及诗论,以其人格情操的峻洁,立论的高远和技巧的精湛,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诗歌美学思想体现在哪里,他有哪些重要的诗学主张呢?     

勇于打出挑衅的招牌——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多种原因分析

1926年5月,闻一多在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第七号发表了“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并且“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的诗学论文《诗的格律》。《诗的格律》的第一部分讨论“格律”的定义即“节奏”及“诗为什么不当废除格律”,第二部分解析诗     

新诗研究之功德簿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是名副其实、物有所值的。它敏锐抓住新诗诗学这一根“老”而不朽、“少”（shào）而多难的骨头,啃将起来,一啃就是五年。五年,几乎拢集了这一领域学人的关注,涉及了众多难点焦点,成为新诗研究不可多得的平台。     

《〈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与穆旦诗歌的隐喻

穆旦所撰的《〈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和穆旦本人的创作有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于诗歌的隐喻表达之上。最能全面概括穆旦的隐喻的感性特征的，是穆旦在文中提出的“消除事物之间的界限”并实现“内外世界的呼应”的主张，这也是穆旦在隐喻表达中体现出的感知与表达方式的核心特征。这种理念实现了观念、语境的互相转化以及内外世界的交流，它还让一些简单的意象下蕴藏着历史与生命的力量。这些特征让穆旦诗歌的感性特征在中国现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在现代汉语诗学中亦具有积极的意义。     

郭沫若爱情诗的审美趋向及其缺陷——兼及郭沫若诗创作的一些美学特征

郭沫若以爱情诗创作走上新诗坛。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他说:“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指安娜——引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这些诗作于1916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新情诗。1925年,郭沫若创作爱情诗集《瓶》,这是他另一段浪漫而没有结果的爱情插曲的收获。《瓶》含序诗共43首,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纯爱情诗集之一。据作者说:“《瓶》在写出的当时自己颇适意”,发表后被吟诵一时,诗人蒲风称誉为“中国诗坛的空前的抒情长诗”。《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