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的“鸡上树”

陶靖节《归园田居》诗中有“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句子,似由汉乐府诗《鸡鸣》“鸡鸣高树颠,犬吠深宫中”承袭改制而成。杜诗《羌村》中也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的句子。何以鸡与树如此紧密相关? 六十年代初在《文汇报》的《笔会》上读到丁辛百同志的《读书偶得》,很受启迪。丁文引用了贾思勰氏《齐民要术》中《养鸡》篇的有关记载:“鸡栖宜据地为笼,笼内著栈,虽鸣声不朗,而安     

陶渊明田园诗“真意”初探

陶渊明田园诗“真意”初探江中云东晋诗人陶渊明是我国诗歌史上田园诗体的开创者，这已是定论。在他的田园诗的作品中，不止有田园的优美风光与景色：“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更有诗人陶醉其间虽艰苦亦快乐的情趣，“采...     

《归园田居》批评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 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陶渊明“回归自然”的思考──兼及中西“回归自然”论

生活在中国东晋时代的诗人陶渊明，由于社会条件的恶劣与个人生世经历的坎坷，在创作中鲜明地表现了“回归自然’的倾向与心声。最能体现诗人向往自然、力图“回归自然”的诗作是阳国田居》，其中写道：一少无适俗韵，住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乌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在诗中明确表白了自己本性即爱自然（丘山），自幼无“适俗”之念，只是由于外界因素而误落”尘网”，而今导官复返故居，如乌儿逃脱”樊笼”，深感”复得返自然”后的愉悦与欣慰。这说明，诗人向往…     

杂谈陶潜和陶诗

(一)陶潜绝非浑身静穆的隐逸诗人 杭州诗人龚自珍,写过几首关于陶渊明的诗,其一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将大隐士陶潜比之于诸葛亮,满腔豪情壮志,具有济世匡国之心,不是龚自珍的发明。南宋著名将领和诗人辛弃疾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     

管仲“三归”考

《论语·八佾》曰:“管氏有三归”,对于“三归”,文献屡见记载,后世说解历来分歧,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1) 娶三姓女。(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说)。(2) 台名。《说苑》云“三归之台”(朱熹《论语集注》)。(3) 自朝而归,其家三处。(愈樾《群经平议》)。(4) 三归为藏泉币的府库。(武亿《群经义证》)。(5) 三归为地名,为管仲采邑。(梁玉绳《瞥记》)。(6) 三归为“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赏管仲。”(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释三归》)。我们认为,解释“三归”不仅要考察管仲当时的社会背景,更要看“三归”所在的句式及语境,使释出后的意义既符合历史的实际,又能够文从字顺。以上观点大都史实、语境不能两全,倾重一头,固难免自相抵牾。我们将有关“三归”的历史文献加以归纳、分析,从既往成说中披沙拣金,力求得出正确的解释。以下是有关记述“三归”的史料: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刘长卿籍贯为洛阳补证

关于刘长卿的籍贯,历来说法不一。唐代诗人姚合编选的《极玄集》,说他是宣城人。《新唐书·艺文志》称他为河间人。最近,傅璇琮同志在《刘长卿事迹考辨》(见《唐代诗人丛考》)一文中,根据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已》两首诗推断说:“可见他在洛阳、襄阳一带是有家院的,很可能这一带就是他早期的实际居住地。”说早期住洛阳很是。兹再补证如下: 刘长卿在《送严侍御充东畿观察判官》一诗中写道;“洛阳征战后,君去问凋残。……故园经乱久,古木隔林看。”此诗称洛阳为故园,词意极为明确。此其一。另,《金陵西泊舟临江     

屈原的“美政”思想与《尚书》的异同

屈原的政治思想,我们可用“美政”来概括。“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离骚》卒章之词。诗人向世人宣布:由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暗昧刚愎,他的“美政”理想终成泡影,因此愿以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诗人这种忠于祖国,忠于理想,矢志不移的执着态度,千百年     

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绿原建国前诗路历程新识

作为“七月”派重要诗人的绿原,曾经在建国前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艺术道路:以他的《童话》诗集为代表的1942年以前的创作,单纯、透明、充满幻想,尽显出诗人的“童真”,但以诗集《又是一个起点》、《集合》为代表的1942年以后的创作,则是浓郁、尖锐、充满愤懑与呐喊,好像又是一位泼辣的“莽汉”.或者过去的我们会将后者的锐利的社会反抗作为诗人的“成熟”,而将前者目为“幼稚”的起点,(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文学史描述方式!)或者今天的我们也可能欣赏前者的色彩和韵味,而将后者认定为粗糙和简单,(这是我们正在习惯的一种批评方式).但重读绿原的所的这些作品,我倒愈来愈深刻地感觉到,只有将这两个时期统一起来,才可能真正总结出绿原创作的艺术史价值.需要我们思考的恰恰在于,诗人曾经有过的“童真”给他的艺术生命带来了什么,经历了那一番“童真”之后,这“莽汉”与我们在抗战诗坛上见到的真正的简单的粗鲁有什么不同,作为“莽汉”,这样的艺术选择究竟又有怎样的必然性和怎样的意义?这样的总结似乎要比那种把诗人投入社会斗争的选择视为当然的“成熟”更有艺术内涵,当然,也比那种一触及“客观社会主义”就避而远之的逆反心理更符合历史事实.     

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

陶渊明与慧远是东晋后期,同处庐山的两位著名历史人物,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慧远为“莲宗初祖”,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关于二人之思想关系,正史未见明载,仅有无名氏之《莲社高贤传》记有陶渊明不入“莲社”故事一则: (潜)常往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出。(《莲社高贤传·陶潜传》) 宋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亦云:“(陶)靖节与远公雅素,宁为方外交,而不愿齿社列,远公遂作诗博酒,郑重招致,竟不可     

谈《诗·齐风·鸡鸣》

《齐风·鸡鸣》是一首情味深长的好诗。然而没有得到挖掘,甚而遭到歪曲,很有必要为之一辨。先按毛傅的解说标点原诗如下: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 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论昌耀诗歌的力量美

昌耀作为西部高原哺育的“诗人中的诗人”,他的诗歌处处显示出一种力量美,这种力量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内在的。通过力量我们可以领会苦难的诗人置身苦难的世界中的那种苦难的生命意识,进而了解诗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人生追求和艺术理想。     

略谈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

历代研究唐诗的学者们,在评论七言绝句中的优秀作品时,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属于“压卷之作”的。但是,这首名作在历史上曾被人妄改过——将诗题换成《出塞》,将第一句改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无疑是“点金成铁”,有悖于诗人的原意。究其根源有三:其一是对“凉州”的地理沿革未弄清楚,特别是对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未弄清楚;其二,对“玉门关”及“孤城”在唐边塞诗中的特定含义未弄明白;其三,对唐代七言绝句的特殊要求——“风调”不理解。史铁良同志《也谈王之涣的“凉州词”》(《文学评论》1980.6.)和李飞平同志的《是“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     

古典诗词的“造境”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有关“意境”的诗论颇多,如“意与境会”、“思与境偕”等等。近代学者王国维则把“意境”视为艺术美的极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在诗词创作中,中国历代文学家、诗人把创造意境(以下简言为“造境”)作为一种艺术追求。“因为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     

大历才子钱起之诗的研究与整理——评《钱起诗集校注》

中唐诗坛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大历十才子”。他们有大致相同的风格,但又各具艺术个性,而艺术成就的差异尤大。清代学者翁方纲认为:“独钱仲文当在十子之上”。(《石洲诗话》)唐代人们自豪地赞赏盛唐诗歌时,并未忘记“前有沈(佺期)宋(之间),后有钱(起)郎(士元)”(《新唐书·卢纶传》)。高仲武所选的《中兴间气集》里甚至说:“右丞(王维)没后,员外(钱起)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漫,迥然独立,莫之与京。”可见钱起是由盛唐到中唐诗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诗人,确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云:“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元)天(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职志。(钱)起与郎士元,其称     

妻子是“教书匠”

经过六年艰苦“抗战”,在一个月亮笑得很欢,星星也眨巴着眼的夜晚,我故作矜持(其实心头蹦得厉害)对一位姑娘说:“我们结婚吧!”姑娘羞涩的笑着,脸上泛起浅浅的红润,朱唇轻启,如春风拂面:“听你的!”就这样,我把一位英语老师娶回了家,同时也娶回了说不尽道不完的酸甜苦辣。 妻子小巧玲珑加温柔漂亮,属讨初中生喜欢的那种老师。因此,课余时间学生们总如一群群美丽的花蝴蝶般围着     

文学的当代性问题

文学的当代性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就说过:"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今天,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提起,也不应被认为是一种偶然现象.前几年苏联《文学报》开展过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性"问题的讨论,这对我国文学理论工作者或许起了某些诱发作用.但我认为,我国文学界提出这个问题的社会背景是:(1)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使革命现实主义     

诗意的消解与重铸——“他们”诗歌精神特质简析

“他们”诗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创作。正如“他们”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我活着,我写诗。”这种姿态与“他们”一词所透射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①,使得这些诗人唱出了当时诗坛的最富特色的音符。“他们”诗派并没有像当时其他诗派那样制定什么诗歌宣言与理论来供我们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以其创作实绩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与诗歌精神。一、诗歌本体论的建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以语言的特殊的编码方式和操作规则成为其中的精品。“他们”把诗看作“语言和语文的运动”所生发的生命形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觉和对诗歌本…     

顾光旭生卒年考——《清史稿》补遗与订误

《清史稿》卷336《顾光旭传》云:“顾光旭……乾隆十八年(1753)进士……四十年(1775)金川平,迄病归,年未五十……。”按:此著录有三误:其一,阙载顾光旭生卒年与寿数。顾光旭,字华阳,亦作华呖、华阳山人,…字晴沙,号响泉。江苏无锡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户部主事。三十七年(1772)随文绶调四川,署按察使。四十一年(1776)金川平,乞病归。居里遇灾,助赈一如在官时。主“东林书院”数十年,聚生徒讲论道义,工诗,尤精书法,士林仰如山斗。著有《响泉集》、《梁溪诗钞》等。考:(清)李垣《国朝耆献类征》卷211王昶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