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权力的黑色书写——毕飞宇小说解读

对“启蒙”话语及“民间”生存秩序的考察与思索是毕飞宇小说的两个中心主题。在他的笔下,“神圣”的“启蒙话语”被粗野、蒙昧的“民间话语”一再地冲击、颠覆,“启蒙者”被羞辱、愚弄,毫无还手之力,这构成了对“启蒙神话”的质疑。而另一方面,“民间”的话语环境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权力意识,“民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权力“规训”力量的空间,成为极权政治获取其合法性的土壤和源泉。“民间”不再是想象中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牧歌之地,它的复杂、蒙昧与野蛮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的文学性想象。     

启蒙中的两性关系——从《伤逝》谈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肇始于现代文化启蒙运动,但是启蒙思潮在从国外引入时被启蒙者进行了功利性的改造,从而导致了启蒙关系中的诸多不平等,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男性启蒙者由于潜在的男性中心意识造成了女性主体性的失落,具体体现为女性经验主体性的失落、女性思维主体性的失落、女性行为主体性的失落等几个方面。     

从浪漫的质疑到自我的否定:鲁迅对启蒙的反思

鲁迅早期主要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对现代西方文明扼杀人的个性、禁锢人的心灵进行了批判.中后期,他着眼于中国社会现实,对启蒙价值观念引进到中国后产生的移植性、空幻性问题进行了思考.鲁迅还对自我的启蒙者身份进行拷问,批判了启蒙者的偏执与狂热,揭示了启蒙者被迫放弃启蒙无路可走的处境.     

五四启蒙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五四启蒙对自反性精神的抛弃以及启蒙的"他者"特性反映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便创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神话。我们应当对启蒙话语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影响展开反思,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的模式,很容易对五四启蒙话语产生误读。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关于“启蒙”概念的思考

在参照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哲学系教授吕迪格·比特尔对康德启蒙概念理解基础上,阐释了启蒙概念包含的一般含义以及康德所谓的启蒙的特殊含义,提出现在所谓的启蒙概念不仅经历了西方语境中的发展流变同时也经过了中国化过程中的语义增值．因而启蒙概念的含义．一方面包含由西方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个性等含义。同时也指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自觉担当意识.     

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与转型

启蒙话语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统摄性文化主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独特身份符号，在世纪末的文化转型中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通过总结和反思20世纪启蒙话语体系自身的本体意识，探寻启蒙主题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以此透视世纪之交转型期的文化语境，探讨启蒙传统的未终结性，新启蒙的转型背景、启蒙本体论的嬗变，以及启蒙策略转型，尤其是启蒙者身份的隐匿和启蒙对象的扩张，才能彰显这一文学传统和文化思潮的未来走向和当代意义。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启蒙视域中的知识分子神话解读

西方现代性视域下的启蒙精神具有双重伦理目标：批判性与自反性。中国的启蒙在继承欧洲启蒙批判性精神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反性精神。自反性精神的缺失带来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由批判型到专家型的角色转变,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启蒙神话：不关注自身的启蒙,但却以启发和提高民众为己任。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时下,学界的“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思想资源,对中国新老两代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进行了学理性讨伐,否定８０年代“新启蒙”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认为应该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这场讨论本身标示着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日益独立与分化,但是“新左派”对启蒙主义的讨伐,在三个方面丧失了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后现代理论所导致的认识上的盲见;对中国启蒙者的命运缺乏具体的思想考察;在实践上回避了中国特有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否定和批判“启蒙”并非明智之举     

无法放逐的启蒙情怀——论林氏刊物的启蒙思想及其意义

林语堂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直接受到《语丝》的影响,注重通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进行思想启蒙。当然,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其话语策略和启蒙姿态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林氏刊物之遭遇批判与人们对启蒙与救亡的关系的不同理解有关。林氏刊物在处理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时表现得更为理性。     

人文觉醒的寓言化表达－作为启示录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启蒙小说.它既是对"五四"时期个性主义与人类主义思潮的回应,也是对鲁迅自身早期思想的一种创造性承续与发展.<狂人日记>更是一篇寓言性很强的小说,它对现代中国启蒙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作了清醒预言,并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健全人格塑造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因而它又是一篇引人深思的启示录.     

主笔—小说家与晚清小说中的“启蒙主义”

主笔—小说家及其小说作品为晚清小说之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主笔—小说家的复合身份而使得这种小说亦具有多重特性,其中在受众兴趣娱乐及教育启蒙方面的考量兼顾,突显了这种小说在市场商业化、社会大众化及审美启蒙性诸方面的时代总体关注与具体实践形态。相较而言,这种小说在社会启蒙方面的认同承担及诸多努力,一方面创造性地转换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化民群治方面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亦将中国传统小说从一个封闭的作者核心系统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一个更为开放与自由的小说叙事时代。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

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传播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是政治思想推介、启蒙者，政治思潮的引领者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的时代特点体现在：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结合。     

沟通民间的叙事策略——论乡土叙述者文学史意义

乡土人物取代知识分子成为叙述者是1990年代后乡土叙事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90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反思在文学文体上的应证。乡土叙述者的叙述语言打开了一扇通往乡土世界的大门，是对知识分子启蒙视角中知识分子眼光和思维方式的挑战和颠覆，而这其中《秦腔》中引生这个叙述人的出现尤其具有文学史意义，它基本上实现了叙述意义从民族国家寓言向乡土生活本身的转变。     

19世纪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初步形成

甲午战败的屈辱掀起了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热潮，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通过倡导新式教育、办报刊、建学会，开启了民智，使一批有着西方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从封建营垒中剥离出来，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并逐步形成了群体，到辛亥革命前夕，已发展成为一支可观的社会力量。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骆驼祥子》：启蒙话语与谑仿话语的二重协奏

中国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的使命感要对民众进行启蒙,在这启蒙过程中遥渐形成了一套宣传式的启蒙话语。他们在权力世界、金钱世界和劳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产生心理上的漂浮感、虚无感,这种生命体验便形成了另一种话语,即充满荒诞的谑仿话语。后者集中体现为晚清的谴责小说话语,前者则体现为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老舍兼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满清失势而走向没落的旗人的一分子和独立完整的自我三重身份,他在吸收前面两种话语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进去,形成了他的小说《骆驼祥子》独特的言说话语:启蒙话语与谑仿话语的二重协奏,赋予这部小说无限的美学价值。     

从“铁屋子”到“纸枷锁”的启蒙之路——陈凯歌影片评析

陈凯歌的影片历来注重人性的启蒙,关注生活在浓郁的中国气息和特有的文化禁锢下人的挣扎与渴望,展现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从《黄土地》中无知的被启蒙者翠巧和《霸王别姬》中具有自我启蒙意识的程蝶衣以死逃离了无望的启蒙之路,到《梅兰芳》中梅兰芳蓄须抵抗为日军攻占南京献唱,并于日军投降后重新走上戏台。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凯歌影片中一条从被启蒙到具有初步的自我启蒙意识,再到自我启蒙成功的崎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