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秘府论》的诗法体系及其意义

日本人学汉诗之需与唐人诗格盛行两相契合 ,促成了《文镜秘府论》的编撰。对于其详尽的诗法体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即诗歌创作过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来考察 ,空海对中国诗论的辑录主要有两个特点 ,即实用 (可操作性、偏于技巧 )和唯美 (偏重诗歌自身艺术规律和形式美 )。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文学的创作和歌学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文镜秘府论·九意》思想性论析——以气、循环、万物有灵思想为例

《文镜秘府论》是日本平安时期高僧空海编纂的一部汉诗理论著作,《九意》是《文镜秘府论》中十分重要的一章。文章重点考察了《九意》的标题结构、内容结构及其所蕴含的中日朴素哲学思想,如气、循环、万物有灵、原始神道等,旨在探究公元9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研究

在对《文镜秘府论》做传本调查、校勘,及对相关研究成果做全面总结清理的基础上,中国内地终于有了一部集大成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但作者认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未存传本、原典考证、《九意》作者,以及《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思想、文学思想、诗学日本化等。     

“实名”“虚名”的出现

“实名”“虚名”的出现“文字””虚字”名称，现在一般认为出现于宋代（见郑奠麦梅翘《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１９６４）。读唐代来华日人高僧弘法大师（７７４──８３５）撰《文镜秘府论》（王利器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发现其中已出现...     

“八病”后考

八病,是沈约制定的、永明体诗歌避免的声律上的病犯。但八病的确切含义,几乎是言人人殊。现在,我们以《文镜秘府论》为主要依据,参照其它资料,对八病具体考定如下。     

《文笔式》体势论与创作论原典考

日本现存《文镜秘府论》古抄本地卷《八阶》、《六志》二篇都有＂文笔式＂或＂文笔式略同＂和＂笔札略同＂字样,说明这二篇为《文笔式》和《笔札华梁》共有内容。《八阶》和《六志》二篇的＂释曰＂部分也应该典出《文笔式》,而非空海自注。《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定位》二篇是声病论者,好用＂得者＂、＂失者＂,还有其他一些和《文笔式》有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内容,这二篇也应该是典出《文笔式》。     

《文镜秘府论》的二处原典考证

同一问题,《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和《文二十八种病》前"八病"引刘善经说有不同,《文笔十病得失》前半论蜂腰和日本《省试诗论》所引《文笔式》一致,"文笔十病得失"的标题可能就指《文笔式》之十病得失,因此,《文笔十病得失》前半当出典《文笔式》。北卷《论对属》应该是初唐时的理论,第二段起的正文可能出《笔札华梁》,但注文的作者可能是《文笔式》。     

丰情神韵 意致无穷

唐代,我国大量诗文创作的审美理论产生并盛行。日僧空海作为遣唐使来我国进行文化交流,随后编撰《文镜秘府论》。作品中,空海收录了王昌龄、皎然等人的诗文理论,并结合自身,探讨诗文创作规律和审美功能。空海认为这是一个由感性的意象,到触物起兴的兴象,最后到达虚实相生的意境的过程。由此,我们可窥见唐代诗歌美学理论之一斑:从刘勰的"窥意象而运斤",到殷?的"兴象"审美情趣,最终由王昌龄和皎然进一步揭示诗歌意境含蕴无尽的特征。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对意境理论的探讨,恰好与唐代审美意境理论的发展历程极其相似。     

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深探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评王向远教授的日本文论与美学的翻译与研究

日本文论自《文镜秘府论》始,迄今已经有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按时代及性质可以划分为传统文论(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两部分.其中古代文论包括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物语论、诗论等形态,文献资料相当丰富.由于日本古代文论用古奥的日本文语(文言文)写成,专业性又强,翻译难度大,且与当代的文学思潮与创造较为隔膜,因而中国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翻译介绍,则比日本文学中虚构性作品的译介晚了约半个世纪.     

《文选》未录作品考述

中古时代所称赏的作品,有许多《文选》未录,此处选取《文心雕龙》、《世说新语》、《诗品》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以及曹丕、傅玄、挚虞《文章流别论》、诸史书、《文镜秘府论》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进行分析,并究其原因。     

王昌龄的诗歌理论

王昌龄是唐代杰出诗人,其诗论有《诗格》。《新唐书·艺文志》载王昌龄《诗格》二卷,《崇文总目》同。《直斋书录解题》载为《诗格》一卷、《诗中密旨》?卷,当即是《诗格》二卷分为二书。今存北宋末期蔡传所编的《吟窗杂录》,已收入《诗格》、《诗中密旨》,以后明代胡文焕的《格致丛书》、清代顾龙振的《诗学指南》均曾收录。《四库提要》曾斥王氏此书系出后人依托(见诗文评类司空图《诗品》、《吟窗杂录》两条)。按日本入唐僧人遍照金刚所编《文镜秘府论》自序有云:“沈侯(沈约)、刘善     

何逊《伤徐主簿》与齐梁诗律试验

何逊在齐梁时期诗名颇著,死后亦有诗文别集行世,但散佚严重。《隋书》和新、旧《唐书》的经籍、艺文志都标列有《何逊集》八卷,与《陈书》、《南史》本传的记载相合。此书的残损,主要是从宋代开始的。《宋史》的艺文志根据《崇文总目》等几种北宋官家目录的材料,载有《何逊诗集》五卷,盖其文章已大抵流失。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何逊集》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何仲言集》三卷,称“今所传止此”,推想起来,其诗也亡之殆半了。明代张紘、张燮等人曾从各种古类书、总集中搜蒐、补辑了何氏的一些诗文,但那时他们还无缘得睹日本空海的《文镜秘府论》。直到清末学者杨守敬,才在《日本访书志》卷13中第一次指出空海书中录存了何逊的佚诗:《伤徐主簿》。此诗(还有其他作品)在国内的长期失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人准确地认识和估价何逊对于诗歌声律的新尝试及其在诗体嬗变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今天似宜重加参酌。 《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载:     

杨守敬对空海的评价

本文通过扬守敬对空海的高度评价的介绍,论述了空海书法艺术的成就及其代表作《文镜秘府论》在中日文化交流上重大意义,充分肯定了杨守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与卓识。     

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

近年来,借“科学”的名义和“伪科学”的棍子,以周易学、中医学等为切入点,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件屡屡发生,令人痛心。“科学”本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先哲们也在追求真理。与西方“科学”分科而学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对客观世界的研究特点为“整体而学”、“综合而学”,《周易》、《论语》、《道德经》、《黄帝内经》都可以做代表。西方的“分科而学”也好,中国的“整体”之学也好,都是追求真理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真理本身。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禾子     

刘孝绰与《文选》研究

刘孝绰是现代选学讨论较多的《文选》编者及编撰年代问题围绕的关键人物之一。通过对《文镜秘府论》、《中兴书目》和《颜氏家训》有关材料的分析研究 ,可以发现《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而刘孝绰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选》 ,大体就是中大通元年左右虽经刘孝绰手但仍未竟全功的模样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八病四问

关于四声八病的发明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历来是研究中古诗歌,特别是研究齐梁诗歌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严羽认为:“四声设于用顒,八病严于沈约”(《沧浪诗话·诗体》自注)。四声之目始自周顒,详见拙文《“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载《中州学刊》1986年4期),自无问题,可不赘述。但“八病严于沈约”的说法却颇多疑窦。这特别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于八病的具体解说,如果从《文镜秘府论》的记载算起,至今业已一千多年,其间诸说纷纭,迄无定论,就象中古诗歌研究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总是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从“道之文”到“文之道”——《文心雕龙》“文道”之释义

《文心雕龙》通过对民族文化“原点”的追寻,经由对多种文化形态的融化与扬弃的“通变”,完成了从“道之文”向“文之道”的转换,最终重构了以“文道”为核心,由文学本质本原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等构成的理论体系。这一浓缩于“文之枢纽”对“文道”的论述,不仅确证《文心雕龙》的时代中国人文学意识的觉醒,而且启示我们恪守文学理论的文性品位,此为刘氏体系“重构”的根本之所在。     

“学而优则仕”辨

《论语》之“学而优则仕”一语，往往被人们理解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而做官，又是为了光耀门楣，谋取私利。于是，“读书做官论”便被当作“学而优则仕”的代称。其实，人们将“学而优则仕”视为“读书做官论”时，却并未了解其确切含义，这就有必要为其“正名”。在这方面，已有学者进行探究。笔者也发表几点浅见，如蒙专家教诲，则幸甚。我们先也不妨将“学而优则仕”称作“读书做官论”。因为“仕”即做官，至于“学”虽然不仅仅指读书，却毕竟包含读书在内。那么，《论语》①之“读书做官论”到底是怎样的？从《论语》看，孔子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