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是当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文章主要运用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有关理论,结合相关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从英雄祖先记忆、家族祖先迁徙记忆与苦难记忆等方面对（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诠释。（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对其族群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记忆体系不仅是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区分、标识族群之间和表达其族群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     

台湾族群形成析论

文化认同是台湾族群形成的基础,各个族群原文化的差异性是其基本标识和向度,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光复后,岛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70年代后台湾开始的民主运动,进一步得到发展,最终伴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强化而形成。它是台湾社会政治多元化过程的产物,反映了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和结果。     

边缘视角下的认同变迁:以锡伯族为中心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问题,鲜卑说与女真说的争论由来已久,在此争论背后,事实上是锡伯与满洲复杂交织的关系与历史。建国初期新疆、辽宁两地锡伯族人口的差异状况以及历史上锡伯人的迁徙历程,表明锡伯族人的族群状态随着其族群认同的变迁而存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锡伯人因为迁徙带来的客观资源环境的改变,其族群大体经历了由相对独立的部族—满洲共同体中的一员—前现代民族—现代民族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认同因素对作为当时的边缘族群的锡伯人具有重大意义。在西迁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多重因素导致满洲认同的衰减,锡伯族脱离满洲的进程大大加快。与此同时,伴随此进程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则对锡伯族知识分子在其民族族源的追溯和民族历史书写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比较政治视野中的族群动员:理论与局限

冷战结束以后的族群冲突浪潮唤起西方社会科学重新思考族群与政治的关系,形成四种理论取向:文化主义观强调族群内部强烈的主观联系和价值在族群动员路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族性反应论认为族群动员的根本原因在于族群联系和相对剥夺的重合;竞争观强调在争取资源和权力过程中,族群领袖蓄意利用认同从而刺激族性;政治过程观侧重宏观政治语境的作用。虽然在没有民主价值传统的国家突兀地引入民主体制可能会引发族群冲突,但培育民主态度是族群冲突有效的预防机制。     

跨层级认同:汉族族群身份的情境性研究——以江西傩艺人族群身份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解析为例

江西傩艺人汉族族群身份的认同有其特殊性:需要特定情境来唤醒。唤醒情境的建构以族际文化的比较为表现形式,并以民族文化认同的整合为深层动机,这与以地方性家族宗族文化为核心表述的江西傩戏惯例性情境存在着文化观念上的张力。这种张力导致了江西傩艺人的族群认同体验出现了跨层级认同的情境性特征。江西汉族族群身份认同现象的情境特殊性,也为在全球化语境中身份认同的研究及国内本土化身份认同理论的建构提供某种范例启示。     

东南亚苗学中“苗人”的“民族与族群”问题

在我国的学术传统或一些学者的译介作品里,许多学者往往居于本土的实际情况而以中国的＂民族＂标准去划分那些已经融入西方世界且发生变迁了的族群,从而把问题带向＂民族中心论＂的巨大误区。从＂民族与族群＂两者概念的关联以及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跨国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苗人＂群体,它们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并且它们迁出之时,皆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之前。因此,把他们称之为＂苗族＂,不大符合学理的推导。他们之中,不仅包含了自称为＂Hmong＂的支系,也有自称qa33nau24、mhu33等的群体,显然,用＂苗人＂这个概念也许更宽泛、更具包容性一些。此外,在东南亚各国,＂苗人＂群体从属于不同国家,虽然在他者的构建中呈现出不同的认定,但在族源、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俗等一系列文化上却强烈地具有一种＂自觉为我＂的自我认同。因此,＂族群＂的概念应该比＂民族＂更加适用于描述东南亚＂苗人＂的实际状况。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在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有关民族、族群与国家认同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议颇多。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可发现,讨论大都以西方知识谱系为论据,生产出新的知识,其中有关＂文化族群＂与＂国家民族/现代民族＂的分类知识,呈现出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囿于二者区别的讨论,转而讨论一个新的知识点——公民认同。将以上讨论放置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的知识谱系中,有助于我们理解诸种知识的关系,也有利于为公共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     

缅北跨境民族之族群认同探微

缅北跨境民族之族群认同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呈现如下特点:疆域分离、极力恢复重构,接受变更、试图融入重构,融入失败,致力自主重构。缅北跨境民族之汉族、佤族的族群认同重构史表明:其族群认同之发生动因原生与社会建构并存,除主体孤立、自发、主动完成,社会交往中的族群互动导致的被动建构也客观存在。其族群认同之形成依凭民族主义与工具主义并存,除历史文化、血缘情感因素外,现实政治、经济利益需求因素也关涉其中,是特定背景下的历史选择与现实需求合力。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

二战以后 ,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 ,逐渐从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当地 ;其族群认同也从认同于中华民族转为认同于华人族群。各国华人的族群规模、经济实力、凝聚力 ,以及当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的不同 ,其华人族群认同的发展过程和走势也各不相同。但总体趋势是融合于当地社会 ,或作为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或是同化于当地主体族群。他们作为东南亚人 ,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仍将保持强弱不等的华人族群认同的意识。     

“族群”：社会群体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工具

"族群"一词的使用虽然较为新近,但是这个词汇所指示的社会现象却源远流长,隐含在历史上其他更加重要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个概念得以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凸显出来,它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对于人类群体现象的认识深度和概括。探讨和分析这样一个概念在社会研究中的工具价值,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群体现象,如我们常说的国族、民族、族群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文化取向与职业类型：在韩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的分化

在分析跨国族群认同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考察了在韩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状况。在文化层面上,中国朝鲜族跨国族群认同并非笼统地被评判为强化或弱化,而是呈现出多维度分化的表征,体现在由共同的历史文化、韩国时尚文化、韩国人思想观念和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等不同文化取向所形成的族群认同之中。在社会层面上,伴随着不同类型移民政策而产生的在韩中国朝鲜族职业分化,是导致他们跨国族群认同出现群体性分化的主因,表现在身份归属、社会交往、心理认知等诸多方面。本案例不仅补充了跨国族群认同理论的内容和观点,也为当前中国和韩国政府如何促进中国朝鲜族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决策参考。     

跨境族群与跨境族群分离主义

跨国境线而居的族群,既受他国同族人在族源、语言、文化等方面对他们的吸引,也有对母国的政治认同。一旦跨境族群对本族群的认同强于国家认同,加上母国民族政策的失误及国际势力的蛊惑,跨境族群的不满情绪就可能酿成分离主义,并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有: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民族自决权"的蓄意歪曲;国际势力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的推波助澜;泛民族主义的泛滥和蛊惑等。面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当代主权国家的疯狂解构,既需要继续推动和发挥联合国在反对与遏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中的作用,也需要跨境族群母国加大民族国家构建力度以提升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还需要相关国家在治理跨境族群分离主义问题上积极合作。     

都市社会的族群认同及其表述实践

本文以广州满族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当代中国都市多元社会中的族群认同问题。自清代乾隆年间八旗兵驻守广州城起，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满人作为特殊的社会人群制定了其相应策略，从而在新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维持和发展着其族群认同；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造族群认同的种种表述实践不仅反映了不同族群间，尤其是与汉族的互动关系，而且折射出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和不同族群社会地位的升降。     

印尼土生印欧人的“荷兰人”身份建构：缘起、途径与困境

印尼土生印欧人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与荷兰殖民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国家和族群认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兰殖民政策的演变,以及上述演变对这一族群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荷兰殖民统治下土生印欧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由来与演变,分析其社会、经济与法律地位的差异,以及上述差异对其国家和族群认同的影响。获得白人父亲承认的土生印欧人在法律上属于荷兰籍公民,但其社会地位却非常尴尬,被纯种白人歧视,又被原住民憎恨。为获得平等的对待,他们通过民间、文化、政治等途径为自己发声。其族群认同受到殖民政策的影响,当政策不公时,其族群凝聚力增强,争取权益;当政策有利时,他们又渐感宽慰,呼声减弱。然而,待"遣返"荷兰后,他们却发现虽"走近"白人社会,却难以真正"走进"白人社会。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教门岗人的族群认同

在人类学视野中,族群认同日益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本篇论文利用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侧面着手,阐述了教门岗人族群认同的基础,总结其认同的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影响其族群认同的相关因素.     

大理邓川坝子“白回”族群成因探析

元明时期进入邓川坝子的回回人,由于长期与白族为主的世居民族共居生活,在以族际通婚为主要方式的族际文化交融中,逐渐采借和接受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质,导致其族群外部边界的改变;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坚守着伊斯兰信仰,从而有效地维系了族群的内部边界,即认为"自己是回族穆斯林"的族群认同和意识.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兼有明显白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白回"族群.     

关于族群与族群认同的讨论

族群及族群认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进中国来,一直与民族与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等概念的辨识争论不断。本文综合各种观点,提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及其使用必须兼顾这两个词的来源和使用历程以及在我国的使用习惯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位认同和客位认同的区别,二是族群认同具有场景性。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