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僧官的俗职研究

辽人对佛教的尊崇使佛教在辽国具有很稳固的地位。为了对佛教进行管理，辽代统治者效仿中原国家建立了僧官制度。辽代僧官与唐宋僧官有很大不同，即许多僧官拥有俗职。这些俗职名目是，门下省的侍中，三师、三公和鸿胪寺卿等公卿官，崇禄大夫和特进等文散阶。僧官的俗职有三个特点，一是所加的官职都是政治地位较高无实权的加衔，二是有俗职的僧官数量特别多，三是授予俗职的行为持续时间长。辽代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授予俗职向这些高僧学习佛教理论，其次是表彰对辽朝佛教和政府作出贡献的僧官，并奖掖佛教理论精深的僧人，最后是弘扬佛教理论，维护王朝统治。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各寺均设有法师     

论宋代中央和地方僧官体系及其特征

论宋代中央和地方僧官体系及其特征游彪僧官制度的研究是探讨佛教寺院僧尼等级结构等问题的一个必要环节。虽然宋代僧官体系有沿袭隋唐僧官制度的痕迹，然而，宋代僧官也有其特色，在中国古代僧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笔者试图对唐宋僧官制度的发展变...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从《南部档案》看清季僧会的遴选

作为清代官方管理交涉佛教事务的县级僧官——僧会,其遴选以及职权如何,文献记载失之疏漏,不可详得。幸《南部档案》存有同治光绪年问南部县僧会雪帆遴选的档案数卷,得以窥见僧会遴选过程中地方士绅与官方的权力博弈、官方政策与地方执行在基层社会的"实态"体现;档案也涉及僧会职责问题,县级僧官除了负责官方下达的一些佛事活动,还担负稽查、管理寺庙的职能等。     

黄巢起义反佛问题试探

一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湖南地区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在思想上横扫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其中包括一切迷信的神权思想。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具有极其深刻的指导意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就不仅在政治上瓦解了唐朝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打乱了当时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在思想上也猛烈地冲击了盛极一时的中古佛教,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历史     

“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唐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与反复。本文就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与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关系及动态变化，以及“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     

北魏时期佛教在平城的传播及其特点

北魏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不断进行的，同时也带有北魏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的特色。体现为佛教本身的教义、教仪、教艺和教团四个方面。     

寻找精神家园——谈封建士人近佛的原因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崇佛、近佛成为一种时尚.究其原因,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影响的封建文人,身心疲惫时,需要一个精神家园.     

唐太宗与佛教

佛教自东汉时由印度传入我国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里逐渐与中国封建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学说相互交融,而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说过:“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而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佛教,其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并发展起来,无疑具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中苦难深重的人民需要从佛教教义中去寻求精神寄托,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教义来麻醉人民以维护其统治,这就是佛教在中国扎根和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条件。     

高拱实政用人改革实践及成效

高拱生活在明朝后期，由于看到用人制度的腐败及其严重后果，在对当时官吏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的思想，利用自己内阁首辅掌管官吏的职权，大力推行实政用人改革措施，革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场弊端，激活已经衰退了的用人机制，提高机关衙门的办事效率，维护正在衰落的封建统治，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开创了明代吏制改革的先河，并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     

“岂不怀匡济,天运当何如”──论天然禅师的安攘匡济情怀与通脱的应世方式

清初岭南佛门领袖天然禅师,年轻时抱有强烈的报国安民的情怀。虽然在明亡之前即已剃度,但安攘济世之心并未泯灭。甲申、乙酉之后,身为僧人的他,并未真正弃绝世事。他的一些行为仍与变乱的时局密切相关。其后,他在诗歌中不断地抒写着故国丘墟之感。其沧海桑田之作俨然前明遗民。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拒绝与新朝官员的交接。甚至其诗歌中还有一些肯定新朝官员的作品。可以看出天然禅师在应世方式上是相当通脱的。     

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

明代公文的风格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 ,即多样期 (洪武至永乐 )、分化期 (洪熙至天顺 )、集中期 (成化至嘉靖 )和异化期 (隆庆至崇祯 )。公文的制义化、缺乏巧妙的进言策略以及屡禁不止的繁冗现象等 ,则代表了明代公文区别于其他时期公文的主要风格特征。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试论清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年老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官员致仕制度多袭明制．但仍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规定。尤其在晚清时期，统治危机急剧加深，对于年老官员的致仕问题，清朝最高掌权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致仕年龄的无定制和灵活性．以及致仕待遇的优厚性这两大特色在此时期表现的尤为显著。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明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历史思考

我国明代封建统治体制中有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其特点是:严密布网有效监督;监察渠道,畅通迅捷;监督考核,奖惩分明;以卑临高,动态监察。曾经在明朝初期“纠察官邪、整顿吏治、严肃法纪、惩贪防腐”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我国一项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总结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并进行历史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监察工作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研究。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

时估是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市场时价估定的官方价格。明朝初期,实行按月时估制度,凡遇买办物料等项,即以此作为价格依据。后来此制逐渐废格不行,遇到买办物料等项,便采用随时估价的方式。明代中期,为了减少估价的随意性,逐渐形成了会估制度,即由多个部门的官员共同估定价格。会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买办价格的合理。但在会估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常使铺商或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论汉代的上书拜官

广开言路与畅通贤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汉代上书拜官的重要特征。汉代吏民上书的言事内容主要有自衒鬻、言神仙方术、言便宜、讦群臣之得失等。汉统治者对“言可采取者”的封拜方式为待诏、授官、晋职和封侯。上书拜官不仅为汉代人才的仕进宦达提供了察举、任子、赀选之外的机遇,而且起到了鼓励布衣平民和中下级官吏进言献策以及强化封建监察制度的客观作用。两汉末年,国以言为戒,上书拜官制遭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