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歌辞《采莲曲》文学审美意蕴脞说

乐府歌辞<采莲曲>虽然属"清商曲辞",但并非"喧丑之制",而是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采莲曲>的文学审美意蕴,不仅在于其充满了浓郁的劳动气息,呈现了凝结着丰厚吴越地域历史文化底蕴的"越女"形象,而且还在于其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以及多种情感审美类型.<采莲曲>是乐府歌辞中的清新一曲.     

关于刘宋"今鼓吹铙歌"《上邪曲》的研究

<宋书·乐志>中保存有若干声辞杂写、不可通读的古代曲辞,包括<上邪曲>在内的刘宋"今鼓吹铙歌词"三篇尤为难解."今鼓吹铙歌词"<上邪曲>的研究对于其本身及其他汉魏六朝乐府曲唱文本的解读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问题的突破性进展出于孙楷第先生的成果.     

《水浒》"杀嫂"故事的溯源与演绎

学术界关于<水浒>中武松、石秀杀嫂所本<南史>潘妃事与元末潘元绍弟兄事二说,自有其联系和渊源,决不应是对抗之说,但小说之本事及溯源与历史考证自有区别.从小说讲,武松、石秀之"杀嫂"值得关注的是其性质和人物性格之表现,而文坛对<水浒>杀嫂故事的演绎亦正体现了思想的解放以及对人物性格表现的探索,显示出这类作品"世代累积"的创作轨迹.     

《同音背隐音义》书名的拟定及其成书年代

<同音背隐音义>是针对此前所称"<音同>(丁种本)背注"这个文献题名而拟定的正式书题.<同音>丁种本是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之一种(俄藏编号Ⅹ1),该文献仅存前33页,是一个残本.<同音>丁种本是<同音>乙种本系统(新版)中的一个版本.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除两页序言以外,该文献每页正文的背面多有墨书小字注释文字,原来称为"背注",我们现在改称"背隐音义".虽然<同音背隐音义>这种著述形式在西夏文文献中比较罕见,但是其在六朝以降的汉文文献中却屡见不鲜,如<说文音隐>、<毛诗背隐义>等.由于这种"音义"类注释正好写在某个文献的背面与该字相时应的位置,故名之日"音隐"、"音义隐"等.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爱民主义”——《歧路灯》思想内涵别说

"爱民主义"是以"爱民"为宗旨的一种"主义"。"爱民"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而"爱国"一词晚出,其后长时期中用量亦少。但近代"爱国主义"大行于世,至今有"爱国主义",而无"爱民主义"。"爱民"之义,古代文学中多表达作"为民",唯《三国演义》、《歧路灯》等小说中不乏"爱民"之说。《歧路灯》写谭绍衣作为主人公谭绍闻的对照,办案中"曲全生灵",又写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等,更是中国古代堪称以"爱民"为"主义"的长篇小说。《歧路灯》的"爱民主义"有其历史的、时代的、个人的、文学的渊源,有首创和示范的意义,但也有受封建制度约束和"清官"思想的局限。研究这一问题,对当今读书、治学和为政都有参考意义。建议将谭绍衣勘灾一段描写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明人赵完璧生卒考

赵完璧,字全卿,号云壑,晚号海壑,胶州人,由贡生官至巩昌府通判,有诗文集<海壑吟稿>,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王三锡在<海壑吟稿>序言中述其因抗忤权奸锦衣卫都督陆炳获罪,于狱中与杨继盛唱和一事,推重其志节;<胶州志>谓其"执法不避权贵";四库馆臣亦称其"可谓志节之士",惜其"徒以名位未高,史不立传,遂几于湮没不彰,仅赖此集之存,犹得略见其始末,亦足见正真之气,有不得而销蚀者矣",并揄扬其诗:"多触事起兴,吐属天然,绝无叫嚣怒张之态,亦与有明末造矫激取名者有殊."评价颇高.     

西晋"八达"之游所见名僧与名士之交往——兼论中古佛教《放光经》的译传及影响

<高僧传>所载名僧支孝龙为西晋"八达"一事,在中古佛教向上层士人的传播方面,有较重要之意义.本文通过梳理与支孝龙相关的各种记载并加以综合分析,为其"八达"身份提供旁证,进而以<放光经>由竺叔兰译出和支孝龙开讲为线索,探讨和揭示典籍缺载的支孝龙、竺叔兰与名士交往的幽隐环节.而支孝龙和竺叔兰凭藉个人的玄学清谈素养与名士交往,为佛教在上层士人中的传播打开了局面,二人在中古佛教史之重要地位亦值得注意.     

精神自我发展历程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原理的"隐微教诲"

借用施特劳斯的术语,黑格尔对他的历史性原理有一个"隐微教诲"和一个"显白教诲",其"隐微教诲"在<精神现象学>第八章给出,其"显白教诲"则见于<历史哲学>绪论.本文是对<精神现象学>第八章黑格尔历史原理之"隐微教诲"的一个解读.黑格尔认为,"精神"产生自己并发现自己,最后达于对自己的概念式理解即绝对知识,这个"精神"自我发展的辩证历程就是历史.     

试析船山的屈原情结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是中国先秦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和人民诗人.其所创立的"楚辞"这一文学样式,及其所著<离骚>等"楚辞"篇章,对后世文学特别是辞赋的发展影响甚巨."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语).尤其是他那坚贞的忠君爱国之情和崇高的人格追求,经过屈原作品的代代传颂而泽被千古,成为后世众多智士仁人为民族、正义、真理而抗争、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王船山便是其中最倾情者之一.在读船山有关著作时,常感其中有某种或显或隐的对屈原的情结.     

《清议报》停刊考

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社会影响力甚大.至于二者的关系,并非一般认为的是因<清议报>馆失火而自然停刊,其结果为别办<新民丛报>.而是由于另办<新民丛报>,才导致了<清议报>的停刊.论据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清议报>馆的"失火",事实不明朗,难以成立,而产业内部的资产变动才是报馆暂歇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和行动上正处于从"一党"到"一国"的变动中,1901年底恰是一个突破关口.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就是梁启超思想和行动上相对独立的标志性转变.     

唐释德诚《船子和尚拨棹歌》考论

德诚禅师为唐代著名禅僧,宗风峻烈,屡为世人称道.但世人鲜知德诚生平,更不知他是唐诗人、词人;其诗词共39首,总日<船子和尚拨棹歌>,是唐词中弥足珍贵的资料,今有元刻本及明、清重刻本.<拨棹歌>中诸渔父词常提及"钓鱼",实则暗含有"求道"和"求徒"两意.德诚身后,<拨棹歌>屡被后人称及,引起僧俗两界的颂赞之风.     

朱熹科学思想的后现代意义

自从莱布尼茨发表<中国近事>以来,朱熹的科学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英国著名的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称:朱熹是中国12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美国学者尤里达亦说: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其中应有"朱熹的功劳".①     

“五至”异文考释

"五至"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民之父母>中的核心概念,它与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中有关"五至"概念的表述在文字上有重要差异.竹书的"五至"为物至、志至、礼至、乐至、哀至,传世文献的"五至"为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于是,有学者认为,竹书"五至"有脱文,这一说法根据不足.竹书的"物至、志至"比传世文献的"志至、诗至"更切合"民之父母"的题旨.     

吴梅村《圆圆曲》疏解

吴梅村的诗,特别是那些歌咏明清之际时事的长篇叙事诗,历来被称颂为“诗史”,他自己也当之不疑。《圆圆曲》是这些长篇叙事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远的不说了,抗日战争前后,还有人刊刻专书《陈圆圆事辑》,甚至改编为话剧《陈圆圆》上演。至于清末诗人樊樊山的《彩云曲》、《后彩云曲》等模拟之作层出不穷,就更不用提了。解放以来,因为吴梅村当了清朝的顺民,名声不怎么好,《圆圆曲》又诬蔑了农民起义军,便不那么被传诵了。直到最近,复刊后的《文学遗产》第一期发表了姚雪垠同志的《论<圆圆曲>》,才打破了长期的沉寂,把这首长诗又送到了读者面     

《楚辞补注》对屈原形象的重新确立

<楚辞补注>中的屈原,既有"忠君"思想,又有"爱国"精神,也有儒家推崇的坚贞节操,而在对节操的坚持中又体现出其个体的独立人格.这是洪兴祖注释出的屈原新形象,在这个形象中体现着宋代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洪兴祖个人的精神风貌.     

鲍桂星《唐诗品》并非诗话

鲍桂星(1764～1826)的<唐诗品>因以"二十四诗品"选诗,颇受注目.但此书甚为罕觏,而书名又易滋疑窦,故多有以之为诗文评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将其收入"待访书目",解题云"此书各家目录皆有著录,然竟不知其书藏于何所,疑已亡佚不传",态度极为审慎.<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则仅注明卷数、作者及版本形态(钞本),与其他条目附有详细解题之体例不侔,似亦未见原书.     

香菱判词的政治意味

在<红楼梦>谜底的层次上,香菱是<红楼梦>作者曹宣即顺治真正的皇七子隐写自己"生平遭际实堪伤"之人生经历的重要符号.荷花和佛祖,是在顺治假七子隆禧生日、曹宣的真生日和两个假生日的联系中,来隐写曹宣身份的重要符号."根并荷花一茎香"、"连理枝头花正开"以及宝钗灯谜等,是通过鸳鸯法来准确地隐写曹宣真实身份的重要谜语.120节九曲十环的大竹杯,是根据确凿的史料记载,从兄弟出生日期这个角度来交代曹宣真实身份的最重要的谜语.香菱画面,是曹宣的真实生日和康熙登基日的隐语,也就是曹宣所失去了的皇子和太子身份的隐语;夏金桂则是从"自从两地生孤木"的角度隐写曹宣的孙氏儿子身份的重要符号.     

经典解释的两个传统:以义解经和以事解经

<春秋>一书被认为"怪",原因之一就在围绕<春秋>有两个解释传统,即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以义解经"和以<左传>为代表的"以事解经".尽管两者对<春秋>史事、文辞与义理都有涉及,但"以义解经"重在阐发"微言大义"即"正义道义",多"应然"的"义理法则",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释事只是"托事明义",不以"成败论英雄".更显"乌托邦色彩",而"以事解经"重在详叙"历史事实"及"前因后果",释义只是"事明义见",多"实然"的"历史逻辑",多以"成败论英雄",更具"意识形态情结".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