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制度效率比较研究

香港与澳门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距,其根本原因是两地的制度及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别,本文从产权制度、政府权威及法制状况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论证.认为要实行经济增长,澳门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政府间竞争与制度变迁

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角度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过程。由于各级政府广泛存在的财政分权制度,导致了逐利性政府的形成,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地方政府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率先进行制度创新的政府会获得新制度的“创新租金”和额外收益。因而,在最大化其自身收益的动机和政府竞争的压力下,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推动制度创新的偏好。事实上,政府为满足制度创新这一相同偏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这形成了不同地区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不同的发展方式之间又存在着“先进的相对性”。通过产品市场的“传导”,相对先进的制度安排会取代落后的制度安排,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     

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民营经济的演化过程为例

本文通过引进历史逻辑起点、生产率竞赛、制度互补等关键概念 ,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演进论解释。本文认为 ,在转轨时期 ,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会决定其民营经济政策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形成对未来的预期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构成的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会共同塑造某个特定地区的“制度互补特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民营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 ,其结果 ,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分岔的状态。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创新研究——以延龙图为例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深化等四个方面。但在其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如“习俗经济”所带来的困境、落后地区政府对“挤占”效应的顾虑、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等一系列制度约束。要摆脱这些传统的制度约束,应以制度创新的形式来促进地方政府管理行为的优化,实现市场与政府的良性结合,从而顺利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儒家文化影响下韩国与台湾的经济发展

本文以文化之观点来阐明儒家文化对韩国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了两地经济成果差异的成因与特征。具体分析了两地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政策上的不同和两地经济发展与企业结构在制度上的区别。作者认为，儒家伦理具有一体两面性，它在与经济制度结合时，可同时产生正、负面的效应。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文化论与制度论的分析法。     

基于政治—经济视界的我国区域差距解析

区域差距的形成及扩大,影响因素错踪复杂,其不是简单的"经济计算",而是复杂的"政治经济权衡"。区域发展战略确立与调整是区域差距形成的逻辑起点;政府职能转变及制度创新程度的差别是区域差距扩大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能力差异导致吸引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同是区域经济差距持续的社会环境。     

厦门与漳州两地经济增长分析:兼论行政区划调整与中心城市建设

本文在分析了厦漳两地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厦漳两地在现有行政区划下各自规划发展将导致两地经济发展缺乏互补性和互动性,结果是厦门经济规模难以有效扩张,更不能带动漳州经济的快速增长,厦漳两地的经济增长差距将越来越大.因此,缩小两地经济增长差距一种有效方式就是靠政府力量推动行政区划调整完成厦漳合并.这既可以使厦门经济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重新定位其中心城市的功能;又可以使漳州经济通过承接厦门城市及产业功能的转移,在厦门经济的牵引下获得发展动力.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结构性增收研究——以江浙为例

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受区位要素、农村社会政策、社会经济转型和信息化建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局部地区农地流转、机会不公平、社会资本量与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差异等因素也带来了农民收入不均等问题。江浙两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在江浙农村居民增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差距是江浙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已扩大到11.27个百分点,而江苏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高于浙江,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地差距。两地不同的政策响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模式、粮食安全战略的角色定位以及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地域文化等因素均对收入产生了影响。     

广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及对策研究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等的制约,广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和供给水平的差距.对此,广西应加快政府转型,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积极探索市场供给模式,缩小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程度.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证据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整合地区经济、推进国家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础.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标准差值法对1989～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的结果表明:渐进改革、梯度开放的发展策略导致三大区域中,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最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制度创新滞后以及地方政府"利己"策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的主要障碍.近年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强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明显提高,三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趋同趋势明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架构与方式创新：嘉兴个案

嘉兴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领域创造了多项领先全国的成就,初步形成了＂嘉兴模式＂。＂嘉兴模式＂的基本内涵是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互动化,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均等化,公共文化资源网络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集成化,公共文化服务内涵深耕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多样化。＂文化自觉＂是＂嘉兴模式＂生成的根本原因。＂嘉兴模式＂表明,地方政府的切实重视和主导作用,服务者的主动开拓与创新、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是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的关键因素。     

新时期地方政府在管理经济中的地位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决策者”、“服务者”和“协调者”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新时期管理经济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战略，引导地方经济有序发展；营造环境，增强地方经济竞争力；主导招商，推动地方经济跨越发展；维护秩序，保障地方经济健康发展；保护生态，实现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论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地方政府由于在地方群体的利益驱动、地方制度供给的创新以及间接干预的主导性等方面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个殊性,因而在促进其经济行为规范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相对特殊的法规范要求。本文以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为前提,提出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转轨期县级政府的角色: 响应性制度企业家

在中国转轨时期,县级政府的角色定位是由其具有不同于市场和高层政府的独特地位与比较优势决定的.地方经济发展基本性的作用力量是民间个人精英、团体或企业自发逐利的制度创新需求,县级政府只是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催化剂,也就是响应和放大民间制度创新需求的作用,即响应性制度企业家的角色内核.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制度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作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晋升锦标赛制度”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由于其本身原理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制度设计、操作环节上的不完善,在我国传统的“官文化”和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下,往往陷入激励不足、激励偏离、激励过度、激励不公平等困境中。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别及其原因解析

信任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任度低于州政府,州政府的信任度又低于地方政府.而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别情形与之相反:政府级别越高,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从制度和文化路径入手,通过考察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的来源,我们发现: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都是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对中央政府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自政策评价.民众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期望以及据以评价的标准不同,导致了目前“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     

我国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变迁研究

本文解释了我国近年来公用事业管理领域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以及特殊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独特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在后改革时代,我国公用事业管理将继续遵循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路径发展,但需要在干部人事制度和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从产品、要素转向制度环境

地方政府间竞争是当代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本文从时代背景、推动力、国家与区域竞争力评估等角度阐述了地方政府竞争关系产生的必然性 ,总结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容、形式与特征 ;系统分析制约地方政府竞争优势的“瓶颈”因素 :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有效信息的获得、受“经济人”利益驱使、缺乏创新型“公共企业家”、缺乏“蒂伯特模型”开放环境 ;指出要提升地方政府竞争优势 ,必须“软竞争力”和“硬竞争力”两手抓 ,从产品、要素转向制度环境 ,在利益协调与合作、信息服务、治理改革等三方面实施变革与创新。     

地方政府土地调控行为与地区经济差异

长期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使土地资源逐渐游离出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土地资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引资的重要筹码。由于中央政府完成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可能面临巨大的创新障碍和漫长的改革期限,而且地方政府又存在提高地方财政能力和辖区增长双重压力下的体制冲动,导致地方政府围绕土地资源展开博弈。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乏力与土地绩效评估机制的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博弈对地区经济发展将造成重要影响。加强土地资源利用中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平衡地区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