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隆中说献疑

<正> 近年来,汉魏史学界兴起了一个“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讨论热,不少人认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这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认真思索,就发现尚有不少疑窦,而南阳说亦非无稽之谈,故下定论为时尚早,实有深入研讨之必要。在此就襄阳隆中说提出几个令人生疑的问题,并略抒浅见,以求教大方。 文献记载是否一致 丁宝斋同志说:“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对于这种说法,笔者实难苟同。试问:如果史籍文献记载始终一致,何以有清代和今日之论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须将一些主要文献记载加以梳析。     

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诸葛草庐所在地的争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西晋时期未有人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提出疑问。东晋南北朝时期有人称襄阳隆中有诸葛亮"故宅"、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隆中即为躬耕地,但因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不能使人信服。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元明时期官修史书持南阳说。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民国时期南襄两说并存。20世纪80年代末因发行"三顾茅庐"邮票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争论。"教科书事件"使草庐之争再度升温。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戏剧化面纱下的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汉末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三顾茅庐”是诸葛亮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极具探索价值的历史事件。诸葛亮为什么不投效曹操和孙权,而唯独看中了走投无路的刘备?明明有史书记载是诸葛亮毛遂自荐,而不是刘备“三顾茅庐”?“坐在小车上、手摇鹅毛扇”,他当年真是这样的吗?     

破解《后出师表》之谜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后出师表》写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冬十一月;这种记载是错误的,由此造成一系列疑难问题.真实情况则是,诸葛亮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冬十二月写作《后出师表》;由此出发,一系列疑难问题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恢复《后出师表》的本来面目,有利于深刻理解和宏观把握诸葛亮的心路历程和行动轨迹.     

“三顾茅庐”新探

刘备何以三顾茅庐?难道仅因诸葛亮有“逸群之才”吗?不,“三顾茅庐”的发生,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只要分析一下当时荆襄地区的各方政治力量,就可看出,先主“三枉驾以见孔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诸葛亮在荆襄地区的势力和影响。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出身于官宦世家。原籍琅邪阳都,因“遭汉末扰乱”,不得不漂泊荆州,成为“躬耕陇亩”的“飘然一侨居客”。诸葛亮到了荆州南阳地区后,就投靠了襄阳地方豪强,并与荆州统治集团中的各派上层人物都有联系,成为在荆州具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重要人物。首先,诸葛亮定居南阳邓县以后,就通过联姻的手段,投靠了庞德公为首的襄阳地方势力。     

诸葛亮故里暨离阳都年代诸异说辨正

诸葛亮的故里,也就是他的出生地,本来不会发生问题,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得很明白:“诸葛亮,字孔明,琅玡阳都人也。”又同书《诸葛瑾传》:“诸葛瑾,字子瑜,琅玡阳都人也。”问题的出现在于琅玡郡、阳都县并省之后,阳都故地后代随着归属之州县发生变化而亦随他不定。编修地方志时,主其事者不明白叙述设置发生变化的因由,却各自拉名人入本县籍,这就是旧《沂水县志》及《临沂县志》均称阳都在本县境内,并于《人物》卷中都收入了《诸葛亮传》的缘故。解放以后,词书以及论文、专著中,于诸葛亮的     

兰溪诸葛八卦村探幽

兰溪诸葛镇八卦村,原名高隆村,位于浙江金华兰溪市（县级市）西部。据相关记载,诸葛镇八卦村为诸葛亮嫡传后裔始建于宋元时期,至清康乾时盛极一时。目前,村中仍有3000余人为诸葛亮嫡传后裔,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陈寿《三国志》中因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梁父吟》辞，由此引来近千年争议。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梁父吟》，实与汉魏时期传承汉代乐府关系密切，而记载于唐人书中的辞也是不容置疑的。汉魏文人好借乐府旧题改制新诗，乃一时之风气，且他们的乐府诗中，又往往透出悲凉的感情。这是历史现实所为，还与当时人叹息人生易逝，生命短暂情感一致。诸葛亮好为此悲凉之辞，乃时风影响，反映出他珍惜生命的思想，向外传达出励志有为的信息。     

诸葛亮八阵图神化及其原因

诸葛亮作八阵图见于史书记载,在流传过程中,八阵图被人为神化,并与阴阳五行、八卦、道教符策化的遁甲术相联,愈加扑朔迷离。八阵图本身所具有时效性、复杂性,老百姓对作八阵图的诸葛亮的推崇及三国故事流传过程中,孔明被道士化,是造成八阵图脱离本来面目,走向神秘化的原因。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三国演义》“七擒孟获”情节源流考

诸葛亮对孟获应实施过“擒纵”攻心策略，至于七次则不一定准确。一是缺乏必须做的理由，二是与先前待军众集合一并歼之战术原则不符，三是在现实中缺乏具体的地理环境支持。最早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华阳国志》多有将别人事迹附会于诸葛亮身上的例子，因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真相很可能是将蜀汉政权多人事迹附会于诸葛亮身上。《三国演义》七擒孟获情节丰富，罗贯中在史传和《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写出了给后人深刻印象的“七擒孟获”故事。     

诸葛亮八阵遗址真伪商榷

诸葛亮之用兵“八阵”,历来为世人称道,以至被小说家神化,但史载却语焉不详。《三国志》记载者,仅《诸葛亮传》:“(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十三字;而诸葛亮本文言及者,亦仅后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篇所引:“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十三字,故由此难知原貌。然而晋南北朝人却记载了一系列关于诸葛亮演练八阵的遗址(俗称“八阵图”),由此按“图”索骥,不失为探求诸葛八阵内容的一个好途径。但其真伪,却存有异议。笔者以为,诸葛八阵遗址不可轻易否定。     

唐代对诸葛亮的追思及其评论

在唐代人看来,诸葛亮"为政以德",其公平无私、忠于职守的胸怀,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依法治军、依法作战的战术等等,都值得学习和效法;诸葛亮为刘备筹谋三分,建立蜀汉,又忠心耿耿,其功勋远在管、乐之上,那些指责其过错的言论是错误的。唐代所编纂的前代史书中,记述了诸葛亮的轶闻遗事,还将执掌巴蜀的官员韦皋与严武都看作是诸葛亮转世,秉承其余福。唐代很多的士人与诗人在其论著、诗歌中,都讲到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事实。     

魏晋南北朝隋唐军事思想述略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思想状况及其发展1.联盟战的运用和发展.联盟战思想古已有之,三国最为典型.魏、蜀、吴,都有一批智囊人物,统帅都具有雄才大略.曹操很能干,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孙权方面也有个智囊团,其代表人物是周瑜、鲁肃、陆逊等.刘备那里有以诸葛亮为首的智囊团.斗智的水平很高,联盟战运用非常好.我们以赤壁之战为例,有关材料对战争本身记载并不多,最出名的就是谋略运用.当时曹操20万部队下江南,号称80万,把刘表集团降服以后,企图乘胜一举两克,把     

《后出师表》真伪考释

有学者对诸葛亮《后出师表》提出置疑。笔者提出几点意见：一、《后表》虽不载于《诸葛亮传》,但见于《诸葛恪传》;二、《后表》不是张俨、诸葛恪伪造;三、《后表》用语与诸葛亮习惯用语符合;四、《后表》立意与诸葛亮行为一致。由此可知,《后表》是诸葛亮的作品。     

“火射连石”辨析

“火射连石”辨析刘旭三国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２２８年），诸葛亮与郝昭在陈仓（今陕西宝鸡）打了一仗，史称陈仓之战。在这次战争中，郝昭反攻诸葛亮使用了“火射连石”．有人认为，“火射连石”是一种新式火器①。这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首先看史籍对陈仓之战的记载．...     

诸葛亮北伐“以攻为守”说质疑

诸葛亮北伐,是三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凡治三国史者多有论及,也都流行着一种说法,即认为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就说:“诸葛亮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以攻为守。”①直至今日,这种观点仍很流行,如韩国磐先生就认为:诸葛亮“这种出兵伐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的策略。”②诸葛亮北伐,果真是以攻为守吗?质诸史实,实难苟同,故拟文以作质疑。认为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曹魏政权随着实力上升,必然积极向外发展,因此,即使蜀不攻魏,魏也要攻蜀,与其被攻,不如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二是根据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所说的蜀汉军队中精兵良将大量损     

宋人笔记的史料价值——基于唐五代社会资料为核心的考察

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的记载,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北宋前三朝、仁宗后至北宋末、南宋。三个阶段的资料都十分重要,但以第一阶段的记载最为丰富和直接。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记载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许多内容是独一无二的,有些记载可以补文献之缺漏,有些可以和现存史书相互参校。宋人笔记对唐五代社会生活的记载十分丰富,涉及社会饮食生活、住宅和交通、经济生活和商品消费、婚姻生活、丧葬礼俗、教育和文化生活、节庆与文娱生活等众多方面。通过对宋人笔记的考察,可以从更多角度来了解唐五代社会的真实面貌。     

伐纣天象与岁鼎五星聚

因为历史上缺少直接记载 ,武王克商之年是历史年代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而记述有关伐纣天象和历日的文献 ,多出于后人之手 ,时间跨度很大且互相矛盾。因此 ,要利用这些文献记载的天象考查克商的年代 ,必须去伪存真并设法把许多不同说法统一起来。作者认为 ,文献记载的武王克商时出现的五星会聚现象和新出土西周铜器利簋铭文记载的“岁鼎”(木星中天 ) ,对于讨论克商年代都很重要 ,应该予以重视。文章对文献记载的伐纣天象 ,五星聚 ,西周铜器月相纪日和“岁鼎”进行了讨论。     

鄂国地望变迁新考

<正>姞姓鄂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国,历史文献记载很少。但在商代,鄂国就是一个有实力和声望的古国。商代末年作为纣王三公之一的鄂侯因劝谏纣王而被杀后,鄂国、鄂侯不见于文献记载。近年收集和出土的周代有铭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属于古代鄂国之器。本文通过相关文献记载和鄂国青铜器铭辞以揭示古鄂国历史地望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