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保障

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明显的差异，从刑罚的执行者、控诉者、证人到当事人，不同的诉讼地位决定了他在诉讼中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明确规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由于权利的不完整，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因此，我国法律应从赋予被害人控诉权、量刑建议权、上诉权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论刑事被害人的上诉权

加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已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上诉权是维护被害人利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因此,从制度构建和审理模式上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可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均为案件当事人,但是,刑事被告人有独立的上诉权,而刑事被害人却没有相应的上诉权,甚至连基本的民事赔偿也不能得到满足。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失,必然影响实体权利的实现,就会引起刑事被害人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所以,应当在立法上增加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规定,赋予刑事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建立统一的刑事和解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等,以利于实现公平和正义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试论完善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不够完善。基于此,应当建立在被告人无法赔偿或无法完全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承担民事赔偿的制度。法律还应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精神赔偿的权利,以及被害人在不服一审判决时的直接上诉权,从法律上给予被害人更为充分的诉讼权利,彰显法律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间接上诉权”引发的若干困惑及其消解——兼论被害人之当事人地位的切实保障

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全面审查原则的存在,部分被害人享有了通过民事上诉引发刑事二审之权利,这种上诉权引发了理论与实践中若干困惑。赋予被害人独立的、直接的上诉权是解决此问题之最佳途径。     

由疑罪从无的社会效应考量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救济

疑罪从无的价值取向是"宁纵勿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被告人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失衡,其司法适用的背后存在不容忽视的社会隐忧。疑罪案件的被害方不仅经济损失未能得到有效补偿,而且还可能遭受"二次被害",其身心损害更加难以修复。在刑事法体系内提升"被害"地位,有助于弥补实体正义、报应正义的缺失,也有助于恢复性正义的实现。基于为被害人权益提供充分救济的目的,应该完善以被害人诉权保护为核心的法律运行机制。     

论法律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之必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身份,但并未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这样的立法严重侵害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为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入手,分析了现行法律未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原因,阐述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意义,并对由被害人上诉启动的二审程序提出了初步的构想。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再思考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我国确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也日益显示出非现实性,本文就国家控诉权与被害人权利保护之间平衡的问题,从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出发就如何平复被害人的复仇情绪和满足其获得赔偿的愿望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犯罪活动具有社会危害性和私人侵权性的双重属性,并进一步从人权保障的理念角度提出私人侵权性先于社会危害性的理论。为被害人权利保障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就如何保障被害人充分的参与到刑事诉讼中来提出若干建议,并论证了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以期对推进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刑事质证中控辩平衡机制的完善——从《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切入

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刑事质证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是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材料的重要渠道。然而现有的第150条却把这条渠道几乎截断。虽然它可以避免先定后审的缺陷,但是却使控诉权进一步膨胀,辩护权进一步萎缩,导致质证流于形式。若要让质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赋予辩方更多的辩护权,以此制衡强大的控诉权。     

网暴犯罪刑事程序法治理的特征、缺陷及其完善

《惩治网暴犯罪指导意见》引入了网暴犯罪治理的刑事程序法视角。通过协助取证的案前延伸,扩大解释公诉条件,优先使用公诉程序,该规范凸显网暴犯罪治理中的职权主导特征。然而,网暴犯罪的职权治理并不完备,可能不当限制被害人的诉权,也未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因此,在职权治理方面,应明确协助取证的程序要件,降低自诉立案的门槛;在诉权治理方面,应保障被害人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程序选择权;在平台治理方面,应加强国家机关与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合作,积极推进网暴合规业务。     

论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法定的刑事诉讼证据之一,它对于控诉和证实犯罪具有重要作用,是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辩解所不可代替的。研究它的特点、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规则,有助于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水平,也有益于证据学的理论建设。一所谓被害人陈述,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广义地说也包括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向司法机关所作的控告或陈述,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或口头的。换言之,它是犯罪的对象对犯罪情节和犯罪行为人身情况的表象。     

浅谈我国侵占罪的诉讼形式

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不存在公诉形式,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公、检、法"三机关告诉并对犯罪主体有选择诉权,侵占罪告诉才处理制度存在不足和有待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保护之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给予其更加广泛的诉讼权利,但在被害人权利保障和救济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陷,对其救济制度不健全,不能切实保障其权利。为了实现法制以人为本的宗旨,保障人权,必须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程序加以完善,从法律上给予被害人更为充分的救济。     

对敲诈勒索罪客体的再认识

有关敲诈勒索罪的客体 ,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将其认定为一种复杂客体 ,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从关于犯罪构成中客体要件的认识入手 ,敲诈勒索罪客体只能是一种简单客体 ,即财产所有权。     

论现代公诉权的价值构造

"公诉权"在我国被长期认为就是专指"刑事公诉权".在这一片面认识的束缚下,"公诉权"很难被介入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客观上阻却了公诉权的生存空间.其实,公诉权也是一种诉权,它除了涵盖刑事公诉权外,还应包括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因此,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公诉权的确立既是对传统公诉权理论的传承与借鉴,也是现代公诉权理论的逻辑起点.     

浅析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直接对象。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还没有从程序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规定与现实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     

我国刑事诉讼辩护律师阅卷权的制度反思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由于辩护律师查阅案件材料的范围在法律上受到限制,司法实践中往往又存在控诉方隐瞒证据的情形,因此,辩护律师阅卷难、辩护难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主要问题。对此,仅依靠确立阅卷权来保障辩护律师获知案件信息的权利并不是很理想的制度设计,应建立证据开示制度,通过证据开示制度的实施,使获知案件信息权成为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诉权,为律师进行真实、充分、有效的辩护提供制度保障。     

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理念——透视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第一案

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有一种过多关注和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倾向,被害人的尊严和利益反而受到忽视。如果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弱势群体,需要通过控辩均衡以维护被告人的利益,那么被害人从犯罪行为实施那一刻起就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调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就是聆听被害人声音的过程,还被害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公正的过程。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一方面对各主要法系的制度和国际惯例兼容并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中探索其自身的审判理念。     

西方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探究

刑事被害人的地位与权利保护已成为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刑事被害人在各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高低,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达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实际上,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一个不仅关系到被害人权利保障,还关系到起诉权的配置、诉讼构造的建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