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传》史实考

孔子作《春秋》非“春秋经” ,乃“春秋传”即《左传》蓝本。孔子后半生主要从事于此伟业。其“厄陈蔡”“过郑”“适楚” ;读《易》序《书》等等 ,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批判性关怀：孟子论孔子与《春秋》

［摘要］孟子从“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出发，构建了孔子与《春秋》的文化关联：一是作《春秋》的时代背景——“《诗》亡然后《春秋》作”；二是孔子作《春秋》的两难心境——“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三是《春秋》的儒家政统意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构建在残酷、现实的权力斗争之外发展出冷醒、理想的政治批判传统，承诺并敞开了传统儒家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政统视界。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 ,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 ,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 ,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孔子删诗说”管见

孔子是否删过《诗》,对《诗经》研究来说关系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先秦时期《诗》的篇数,规模等诸多问题,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和经学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从汉代开始,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了重大分歧,至今还说法不一。导致这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争论的,首先是司马迁提出的“孔子删诗说”。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孔子编纂六经的成就及其阶级性

孔子收集春秋和春秋以前各国(如周、鲁、宋、杞等)的文献,整理为“六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功之处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成熟和发展发生过重大作用。但是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孔子在整理“六经”时也不可避免地要留下他那个阶级和时代的烙印。孔子整理“六经”时,坚持三条基本原则;一是“述而不作”,保存原来的文辞;二是不语怪、力、乱、神,(见《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三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反对一切反中     

孔子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家。学界历来重视他在史书编撰和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而忽略了他在史论和史学评论方面的成就。孔子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表过评论,对于著史的态度和史学的作用提出过一些看法。他评论历史的观点、方法乃至某些具体结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 孔子对起自尧、舜,终至春秋末年的大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表过评论。在《论语·泰伯》和《卫灵公》篇中,孔子称赞尧、舜效法天道,“无为而治”;称赞禹不辞劳苦,不谋私利,以惠民为务。他赞美尧、舜.禹,但没有把他们当作至善至美的偶象加以崇拜。他说,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使人民生活安乐,尧、舜也没有完     

孔子与《诗经》

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非常重视《诗》,(《诗经》最初并无“经”的称号,只称《诗》或《诗三百》)并为其保存和流传作出过贡献;他对《诗经》有许多重要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由于孔子和《诗经》的这些关系,汉代人提出了“孔子删诗”说。几千年来,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聚讼纷纭,各持己见,至今尚莫衷一是。孔子是否删过《诗》?他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作出过哪些贡献?他对《诗经》有哪些重要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后代有何影响?拙文想就这些问题略述浅见,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见《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1期),对笔者的“《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进行批驳。牛文不仅对笔者扣了“主观”、“轻率地相信”等帽子,而且给孟子及千古良史司马迁加上“圣化”“作伪”等罪名。事关学术之大是大非,笔者不能不辩。本文首先论列牛文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之谬误;其次,以史实为据,指出汉代名家硕儒所共同称道的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孔子作《左传》蓝本的不可否定的铁证之一。     

孔子的文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家学派文学思想的奠基者。孔子没有撰述过系统的文学论著,但在记录他言论的《论语》等书里,保存了许多精深的见解,涉及了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从中可以窥测孔子比较系统的文学思想。德言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在文学上,还处在群众性创作时代。由于孔子对大量诗歌、文章的写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于作者品德修养和作品的关系,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构成了孔子特有的德言说。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 :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 ,“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3年第 5、6期 )一文 ,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 ,否定这一史实 ,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 ,实在“背于情理”。     

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思想初探

“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而“用中”的思想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尚书》和《周易》里,“中”有时被当作美德,有时还反映执中行道的思想,含有合理、适度、不偏不倚之意;“庸”则主要作“用”和“常”讲。据《左传》和《国语》记载,当时还出现反映“中庸”精神的“和”、“度”等范畴。孔子在前人及同代人认识的基础上,将“中”、     

从圣王到圣人——从孔子作《春秋》看孔孟的人格建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孔子是否为《春秋》作者的问题存有争议。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图通过逻辑推论的方法证明孔子确为其作者。文王之后,其子武王与周公分别继承“君”位与“师”位。孔子认为“师”,而非“君”才是“天命”的承接者。基于此,自视斯文在兹的孔子受命而作《春秋》,经此“僭越”完成了对传统“德行—政权”二元结构的改造,一个“德行—人格”的新结构于是诞生。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辨析“师”与“臣”的身份差异,强调了“师”高于“君”的地位。同时,他将孔子推上了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的高位,以彰显其作《春秋》的历史意义。通过圣化孔子,孟子建立起一个超越政权与道德束缚的“最高人格”的形象。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孔子曾对他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意思说,做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③是指出使诸侯各国,办理外交,酬酢应对的言辞。这是从修身做人、从政做官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仁义也是孔子思想核心之一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义。其实,在《论语》里谈仁的地方很多,谈义的地方也不少,只是不见仁义连用罢了。不仅如此,在《论语》中,孔子总是把“出则事公卿”与“入则事父兄”、“远之事君”与“迩之事父”、“君君臣臣”与“父父子子”并列在一起。从实质上看,这不也是仁义连用吗?所以,孔子在《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孔子思想在人道,亦即人生观方面以仁义为核心的确凿证明,是不容怀疑的。     

孔子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源流中,可以说儒家思想以一贯之。儒家之始祖,自然首推孔子。因此,孔子在中国史学上也就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就孔子在史学上的贡献做一概述。一、在史学文献上的贡献。孔子处于春秋末期,时值周王朝衰微,诸国混战。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孔子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劝说各国诸侯施行其儒家的“仁政”学说,但结果是“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困于陈蔡……”,“累累若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