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小说的叙事话语和接受史分析

对丁玲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小说的叙事话语和它们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接受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她的作品在生产和接受两个层面表现出的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的相互纠结、交汇相融又矛盾对立的复调关系。这种在文学话语中对革命政治话语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丁玲的生命悲剧。     

论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潜女性话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女性性别话语的构成形态及其深层寓意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丁玲这一时期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将性别分析置于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之中，进而对女性的生存境况作了一次深人的体察。     

丁玲早期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分析论述了丁玲早期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第一部分以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主要论述了"五四"时期丁玲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与困惑,以及她们身上呈现出的病态的心理特征;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丁玲在遭受生活的打击而转向左翼文学之后,其小说中浪漫蒂克式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已经摆脱了个人生活的小天地而走向社会,但又产生了外向与内向,即社会改造行为与自我需求的选择问题,以及二者不可调合的结局,使小说陷入了"革命+恋爱"的流行体式中,显示出作家此时创作意识中政治功利性的增强,个体意识的淡化.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延安《解放日报》启蒙话语的流变与反思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启蒙典范,是对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启蒙话语以"革命"为话语导向,以政治启蒙、思想启蒙和科学启蒙为基本构成,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特殊的话语变奏。延安《解放日报》的启蒙话语冲突和流变,凸显了中国启蒙运动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1930年代上海舆论空间与青年丁玲的生成

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其高度发达的报刊业、新书业以及各类媒介传递,为生存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建构出多元的舆论空间和话语场域。上海舆论空间对青年丁玲公众形象的构建也起到重要作用。丁玲踏入文坛之初,《小说月报》作为丁玲最初发表小说的主要场地,不仅在文学外围打开了丁玲的知名度,其编者、读者、作者一同构建的舆论场域,也使丁玲的"摩登女性"形象和革命女作家形象深入人心;丁玲加入"左联"后,"左联"对丁玲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建构与生产,使"革命女战士"丁玲成为左翼文学代言人;"丁玲失踪"案后,上海各方舆论场获得了对丁玲形象想象和重构的话语权力,丁玲一方面在左翼舆论阵营中成为被"英雄化"的革命符号,另一方面在市民群体中再次成为被屡屡消费的"文化明星"。1936年丁玲初次踏入革命圣地延安便受到了极高的政治礼遇,离不开上海这一多元舆论场在此前对其公众形象的塑造。青年丁玲的成长与成功典型体现了革命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互生关系。     

在颂扬与抵抗之间——论老舍、丁玲抗战时期的"节烈"叙事

鼓吹节烈与批判节烈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的话语在抗战时期重新激活、交错出现,并共同以民族救亡为旨,这一看似合理而又矛盾的现象值得深思.老舍信仰"国家至上",创作了颂扬女性殉国的节烈剧本,丁玲则承接"五四"的批判精神,在小说中表达了鲜明的反节烈立场.两位作家都遭遇了现代性的困惑,老舍的救亡热情难以协调节烈书写,丁玲的启蒙理想也难以抵御道德偏见.在颂扬与抵抗之间,映射出传统节烈观的现代变奏以及启蒙与救亡话语在现代中国复杂的发展变化态势.     

政治话语·启蒙意识·古典结构——路翎《洼地上的"战役"》文本的复杂性

<洼地上的"战役">备受关注与争议,是因为小说在统一的显在主题下潜伏了错杂不一的裂隙.这个裂隙是政治话语、启蒙意识和古典结构分别影响作者的结果.笔者尝试从王应洪死亡事件的内相剖白,"战役"一词内涵的深沉性、悖反性,小说文本隐在的古典爱情模式,以及路翎在传统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创作转型等几方面入手,解析小说文本复杂性的表现与缘由.     

论毛泽东政论文章的形象性

寓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于平易浅近的语言文字之中,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这是毛泽东政论文章的语言特色.在政论文章的写作中,毛泽东大量采用了比喻法、寓言法、文学故事法、成语典故法、引用法、群众语言法等方法,增强其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以达到宣传、教育和鼓舞人民,指导革命和建设的目的.     

论李清照及其文学创作

李清照跨越北宋与南宋,以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44岁南渡为界,其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政治背景、生活环境及人生遭际的不同,李清照前后期创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也因之相异。李清照作为婉约词之一大宗,其词作具有鲜明的婉约词特点。     

试论外语教师的基本素养结构

高校外语教师的基本素养结构决定着外语教学的水平和教学效果。教师的基本素养结构，是教师的各项基本素养的有机组合。本文从思想政治素养、专业知识素养、教学思想和技能素养、伦理道德素养、身心健康素养等方面阐述了外语教师的基本素养结构。     

1931：政治文化视角下丁玲文学创作的转变

1931年频繁发生的政治事件给当时的左翼作家在政治情绪和政治心理上以巨大影响,并对他们创作的转变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丁玲从一个只关注自身心理和痛苦的个性解放者到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叙事视角由个人化的人物视角转向纯客观视角,描写对象由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大众,个人话语逐渐为大众话语所代替,作家创作个性化特点逐渐为社会现实斗争的客观再现所代替。     

托尼·莫里森作品的审美特征

托尼.莫里森的作品在优美的叙事中浸透着浓浓的政治意识。她通过黑人的悲剧命运和黑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弘扬黑人的实用美学理念;通过黑人语言的优美与诗意、黑人音乐的激情与旋律,展现了黑人文化的美学内蕴,同时赋予作品温厚质朴、扑朔迷离之美感。因此,莫里森的作品给人以新奇而独特的审美享受。     

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的交结——谈丁玲创作中的两重性

丁玲作品中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五四时代表现出别具一格的先锋色彩。在其后的创作中,政治意识开始凸显并占据主导地位,女性意识弱化,形成了以女性意识为基点,以政治意识为客观表现形式的双重性特点。这与作家理论素养及创作思维的局限性有关。但政治意识的强化并没有完全湮没作家的女性意识,仍不时以探讨民族、阶级解放的方式表达对社会变革中女性命运的关注。     

语言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探究

文章就语言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展开深入分析,厘清语言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基本概念。在语言的经济属性层面,论证语言资源的自身价值,探究语言产业的多形态化模式,探讨语言产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语言的政治属性层面,挖掘语言具有政治属性的动因,阐释语言政治属性的具体表现,研究语言政治属性的主要功能及其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      

社会的兴盛与政治的衰退——阿伦特对社会领域的现代性批判

针对政治衰退的现代性困境,文章研究了阿伦特对社会领域的批评思想,对社会领域兴起所产生的消极政治后果作出了重要补充和完善。文章通过对社会领域政治危害的系统研究发现,阿伦特所作的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是她进行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框架,也是我们理解政治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工具。社会领域入侵政治领域,将私人领域家务管理的必然性带入自由的政治领域,继而引起了市民的兴起、公民的衰亡以及政治在人类活动中地位的衰退。面对社会领域对政治和人造成的侵蚀,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共政治对人生意义实现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与丁玲的文学转折

丁玲在五四精神影响下进入了文学界,以其大胆独白而受到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出现了重要转折,从女性革命走向革命女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女性创作找寻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政治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丁玲的一些作品还是显露了她的独立思考,随后由于政治因素,丁玲放弃了个性表达,走向配合政治宣传。     

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

严歌苓的小说一直在寻找一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中国文字的神韵、生命的文字语言。她不仅将生命的全部感觉通向语言，努力拓展自己的母语资源，而且一直致力于用母语寻找到更具全球意识的叙事角度，表达出能为世界、他族理解的语言情感。在语言上，严歌苓本身呈现出“地母”般的胸怀。她的写作在小说人物、故事走出了“北京”、“上海”的同时，也使汉语走出中国本土而获得了拓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