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诗剧的写意手法和情绪结构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是从诗剧开始的。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他一共写了八个诗剧,即《黎明》、《月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湘累》、《广寒宫》、《孤竹君之二子》。其中《凤凰涅槃》等六个诗剧分别收入诗集《女神》和《星空》。可以说诗剧创作既是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的滥觞,又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中,有一个“向戏剧的发展”阶段。所谓向“戏剧的发展”就是指诗剧的创作。他说:“我     

郭沫若爱情诗的审美趋向及其缺陷——兼及郭沫若诗创作的一些美学特征

郭沫若以爱情诗创作走上新诗坛。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他说:“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指安娜——引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这些诗作于1916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新情诗。1925年,郭沫若创作爱情诗集《瓶》,这是他另一段浪漫而没有结果的爱情插曲的收获。《瓶》含序诗共43首,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纯爱情诗集之一。据作者说:“《瓶》在写出的当时自己颇适意”,发表后被吟诵一时,诗人蒲风称誉为“中国诗坛的空前的抒情长诗”。《瓶》之     

时代的号角 新诗的奠基石──浅谈《女神》的时代色彩和在新诗发展中的地位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这已是被人们确认的公理。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当然也不例外。它正是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与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是密切相关的。1919年，以五月四日为起点，在困苦、踩睛中忍耐和沉默的中国人民终于觉醒。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气吞山河之势，首先点燃了反帝反封建的导火线，继而形成燎原之势。正是伴着“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问世了。它的出现，犹如惊天动地的号声，淹没了胡适等人半文半白“放大了的小脚的呻吟”，回响在祖国…     

《尝试集》不是第一部新诗集

对于胡适的《尝试集》,几十年来有过各种各样的评价,歧异甚大;而近几年来,论者更众,多为肯定,虽说法莫一,角度不同,但对它的“重要主题”和“基本内容”,大都从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的高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而前不久出版的《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向远)一书,竟明确指定;“我国第一部新诗集是一九二○年三月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第二部新诗集是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郭沫若的《女神》”。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尝试集》不是新诗集,更不是第一部新诗集。     

论郭沫若的早期诗作《女神》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和我们永别子!他的一生经历了漫长的战斗道路,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一开始就是以战士和诗人的姿态投入战斗的。他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最初诗集就是《女神》。今天,我们重读《女神》,难免会有“风去台空”的惆怅,然而“五四”时代诗     

审美范畴视域中的《女神》再解读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其代表作与成名作。《女神》甫一出版,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开一代诗风,被广大青年所争相阅读。这部诗集之所以如此受读者欢迎,除了思想上反映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和形式上主张"绝端自由"的诗体大解放而外,还由于《女神》蕴涵着丰富的审美范畴——崇高、优美、丑等。不同审美范畴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换使得《女神》中的诗歌充满了艺术的跳跃性,这也是其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四”退潮后的微波──论郭沫若《星空》的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根源

与《女神》雄奇壮美不同，《星空》呈显出优美、细腻、哀婉与沉潜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诗集题材的选取，抒情方式的采用，意境的创设和整个语言风貌上．《星空》艺术风格与“五四”退潮后的时代有关，与郭沫若当时的哲学信你有着内在的联系，与诗人浓厚的中外艺术修养和刻意的美学追求分不开．《星空》艺术风格的变化，既是对《女神》清新优美一面的廊展，更契合了时代和诗人心绪的变迁，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真实，实现了诗人对“东方文学”审美情趣的追求．这无疑是郭沫若对新诗艺术的提高和开拓，对现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说《女神》属子“雄浑”一品，那么《星空》则大抵属于“冲淡”一类，有力地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位“雄丽并举”的大诗人，“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女神》艺术价值的新认识

几乎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认为《女神》是“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奠基之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针对“早期白话诗平实而缺乏想象力,冲淡而感情浓度与强度都不足的诗风,显然不能充分反映五四时代精神”而言,仅仅是关于《女神》的思想研究,而没有涉及到关于《女神》艺术价值本身的研究。事实上,《女神》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价值,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时代精神”,十分重要的是它彻底地脱离了     

郭沫若建国前的诗论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以狂飚突进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唱出了“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最强音,从而为我国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女神》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孕育的结果,又是诗人独具个性的诗论的产物。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在作家一定的政治立场、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样,任何诗篇,也都是在诗人一定的诗歌美学观指导下的产物。个性解放和泛神论是郭     

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女神》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杰出歌手,早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女神》,就喷涌着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磅礴诗情。关于《女神》的创新价值,“开一代诗风”之说简洁而概括,不存在什么异议。但笔者认为,本诗集主题的“开一代诗风”,突出表现在率先歌唱社会主义。正像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     

《女神》、《星空》审美特征比较谈

《女神》和《星空》是郭沫若最早出版的两部新诗集,它们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的审美特征。两部诗集审美特征迥然有别,但都给我们以较高的审美享受。     

《女神之再生》神话“重述”的新解——兼论郭沫若早期神话观念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领军人,郭沫若曾主张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上脱离旧诗的约束,而诗集《女神》却在题材意象上大量地借鉴远古的神话资源.同时这一时期,郭沫若又创作了专篇论文《神话的世界》,从神话和诗歌创作的双重视角来考察古老的神话,形成了强烈而独特的神话意识.以往对于《女神之再生》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其对于女娲神话精神的重塑,强调其所蕴涵的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精神,而对于其中“颛顼与共工”的环节较为忽略.而结合郭沫若的神话意识和文学观念,我们可以在这饶有意味的改编环节中丰富对于《女神》诗歌意蕴的解读.     

论苏金伞的新诗创作

苏金伞是一位写新诗而获“读者很多”的老诗人。他的创作生活,从一九二五年在《洪水》上发表第一首诗算起,已是整整五十六个春秋了。先后出版过《无弦琴》、《地层下》、《窗外》、《入伍》、《鹁鸪鸟》五个诗集。粉碎“四人帮”后,老诗人“精神振奋,     

《棠棣之花》综论——郭沫若历史剧研读札记之一

(一)剧本的产生郭沫若开始执笔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二○年春天,当时作者还在日本留学,是九州医科大学二年级生。原准备写成十幕,实际上只写出五幕,由于作者自己对整个写法不满意,只保存了第二幕和第三幕(作者自认为这两幕较有诗意),分别发表于一九二○年和一九二二年。后以《棠棣之花》为名收进他的诗集《女神》。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五卅”惨案的事件过程中,作者目睹英国和印度巡捕飞扬跋扈,弹压行人,因而触发了创作欲望,以十天左右的工夫,写成了独立的两幕剧《聂嫈》(即现在的《棠棣之花》的最后两幕)。写成后,曾在上海演出过两场。后来收在他的戏剧集《三个叛逆的     

简论《女神》的现实主义因素

《女神》是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已成定论。论者多从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和“抒情性”特点出发,论证这部“五四”时代产儿的浪漫主义特色,有不少持论公允、卓有见地的著述,显示了《女神》研究的丰硕成果。但对《女神》中所包含的现实主义因素的论述却似少见,这不能不说是《女神》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莎士比亚之肤色观

莎士比亚反对种族歧视之思想,首先表现于其对“黑”之审美观.莎氏认为“黑”为美之化身.试读莎氏之诗剧:“黑为美之继承人”,“我情妇之发浑黑如乌鸦”(《十四行诗》第一二七首);“汝之黑胜于举世之秀妍”(《十四行诗》第一三一首);“黑为美之本质”(《十四行诗》第一三二首);“绝代佳人眉宜黛”(《第十二夜》);     

谈《凤凰涅槃》中的凤凰形象

《凤凰涅盘》是郭沫若同志的诗集《女神》中的代表作品,一直为文艺界所重视,报章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其中,对凤凰的形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看法也不尽恰当。本文仅就这一问题提出探讨性的意见,与同志们商榷,求得指正。从分析《凤凰涅盘》中的凤凰形象的文章来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看法:有的认为风凰是象征中国的;有的认为凤凰是中国和诗人新生的象征;①有的认为是“中国人     

《女神》三题

《女神》中的女神逐页逐页翻完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学新诗的奠基之作《女神》,依次读到了或在题目或在诗行中写到女神的五个诗篇。这就是《女神之再生》、《湘累》、《Venus》、《司健康的女神》、《司春的女神歌》。其中有个体的女神,也有群体的女神。她们都有各自的独特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论朱自清佚诗

朱自清是现代著名散文家,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创作白话诗的诗人之一。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写的题画诗《睡吧,小小的人》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12、11)上发表时,中国新诗坛上的诗人和诗作还都寥若晨星。一九二二年六月,他与同人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圣陶、刘延陵、郑振铎等合出的诗集《雪朝》问世时,诗坛上也仅有《尝试集》(胡适)、《女神》(郭沫若)、《冬夜》)俞平伯)、《草儿》(康白情)《湖畔》(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这五本新诗集.《雪朝》的出版,在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两个月后又再版了。该集内收来自清诗十九首。这些诗,后编入《朱自清文集》扣《笑的历史》。两年后,朱自清又出了他的诗文合集《踪迹》,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