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生死观

论陶渊明的生死观洛保生王春来１陶渊明从小熟读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时又深受其曾祖陶侃建功立业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积极入世，要在有生之年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大济苍生”。出仕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唯一途径，于是陶渊明就三番五次出仕做官。他出仕...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与孔学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就整体而言是他本人的独立创作，但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特别是与孔学的大同太平之道有着明显的前后相承的渊源关系，带有浓厚的孔学色彩。《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给康有为以重要的思想启迪。康有为认为，孟子的性善说的根据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心推而广之即为“仁政”，故此心实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切根”、“一切源”，因此，“不忍人之心”成为他设计大同理想的逻辑起点。康有为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去苦求乐，“好进化而恶退化”，这是人道进化的原动力，有此原动力，人类社会就会自然遵循必由之路，循序渐进而至于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这是他坚信大同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基本理由，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表达了人类诸多美好愿望，尽管它即使到了遥远的将来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它自身所固有的价值却是永存的。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种具有孔学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     

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末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越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陈伯达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论谭嗣同”,就不止是为了写历史论文,而是因为他的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仍是现实斗争的武器。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     

麦孟华的爱国活动

一麦孟华(1874-1915)字孺博,号蜕庵,笔名曼殊、先忧子、伤心人等,广东顺德人。1891年入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为草堂十大弟子之一,与草堂另一著名弟子潘之博并称草堂“二博”,又与梁启超长期共事,时有“梁、麦”之称。他一生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和保皇救国、君主立宪活动,凡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庚子勤王、立宪运动、开放党禁等重要历史事件,都有他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参与创办和经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报纸,是维新变法时期的一位重要宣传活…     

儒墨思想中的差异与互通——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态度和取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康有为关注墨子是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名义下进行的,根本目的是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这决定了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取舍与他对墨子的态度一样,既有肯定,又有否定。     

试析康有为的变易思想

试析康有为的变易思想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的变易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已经开始论述改革的必要性，但囿于眼界，他的变革依据仍然局限于“天变”的传统范畴之内，他所选择的变革也没有摆脱皇权的窠臼。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康有为以新的角度审视了中...     

试论白朴拒仕元朝之因

著名的元代戏曲家白朴,生活在金元交替、元灭南宋一统中国的时代。这期间,蒙元统治者中止了科举,但却采取了举贤荐能的措施。中统二年(1261)五月,进拜中书右丞相的河南等路宣抚使兼江淮经略使史天泽,荐举白朴出仕蒙古政权,而白朴“再三逊谢” (王博文《天籁集序》)。元代一统之后,白朴徙家金陵,江南行台监察师巨源又推荐他出仕元朝,他以晋代嵇康给山涛的绝交书为由,婉言回绝,说“有绝交书在,细与君看!”(见《天籁集》)那么,白朴为什么拒不出仕蒙元?这是历来评论家十分关注而看法又颇为纷歧的问题。澄清这一问题,对于分析白朴的思想和研究他的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兼与汤志多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他名著之一,全面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大同”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本书。《大同书》著作在何时,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想,它的形成过程怎样?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汤志钧同志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并且还认为     

晚清清流派的清议观探论

晚清清流派的清议观探论陈勇勤清流派，又称“清流党”，指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成员①主要在翰詹科道等中央政府机构供职，他们曾以掀起光绪初年的清议浪潮而名著一时。清议思想支配着清议活动。另一方面，清议思想又由其核心─...     

中西文化与康有为的变易思想

中西文化与康有为的变易思想吴乃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的交易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已经开始论述改革的必要性，但困于眼界，他的变革依据仍然局限于“天变”的传统范畴之内，他所选择的变革也没有摆脱皇权的窠臼。甲午战争的惨败...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正是在公羊“三世说”的名义下，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作为康有为的高足与得力助手，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及其后，对今文经学持何态度，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     

甲午战争与康有为人格观的演变

甲午战争与康有为人格观的演变吴乃华甲午战争是康有为人格观的转折点。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已经介绍了西方近代自主平等的人格思想，但对这一思想如何与中国的改革实际相关联，他当时并没有涉及。甲午战争的惨败对康有为的思想触动很大，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他深感国民的主...     

康有为的“一体二元”及其历史渊源

在康有为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大体有两种意见。有些同志认为,他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基本范畴是“气”,因而判定其哲学性质是唯物主义的;有些同志认为,他的哲学本体论的核心是“仁”,所以确认其哲学性质是唯心主义的。笔者认为,康有为的哲学本体论的主要范畴,既不单纯是“气”,也不单纯是“仁”。他的哲学基本框架为“一体二元”,即在统一的世界本体中,包含着“气”(物质性)和“仁”(精神性)这样两个单元。本文准备从这一问题入手进行探讨,以受教于学界同仁。     

康有为大同思想略论

大同社会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方面。他所著的《大同书》，主要体现了他愤世嫉俗的社会现实批判思想和空灵玄妙的“大同”世界理想。康有为的大同社会思想虽是鸟托邦式的空想，但又是超越时代的文化晶体，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康有为的日本观

康有为的日本观臧世俊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他青年时代就关注日本的明治维新，认真搜集日文书籍。甲午战争之后，他更加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并毅然提出“以强敌为师”，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他又亡命东流，得以亲眼目睹日本的状况。本文拟就康...     

万木森森散万花——万木草堂初探

“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这是梁鼎芬赠执教于万木草堂时康有为的一首诗,他对康有为及万木草堂作这样的描绘和赞誉,联系以后康氏发动维新变法时许多骨干都是他的万木弟子来看,梁鼎芬的观察力不能不说是有独到之处。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培养维新干部的学校。     

六朝历史与文化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康有为理欲观初探

<正> 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正如他的政治生涯一样,是相当驳杂的;他的伦理观,也有许多前后相悖、自相矛盾和中西杂揉的地方。他后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不遗余力地用“旧道德”反对“新道德”,都说明封建道德在他头脑中居于很突出的地位。然而,康有为早期的伦理观,却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他公开否定“义理之性”的存在,就是对封建道德从根基上的否定。如果说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运动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那末,他的理欲观则是我国近代以破除封建道德、建设资产阶级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思想变革的先声。     

王沂孙出仕年月考

<正> 宋末词人王沂孙入元后曾出仕为庆元路学正,这已为学术界所肯定,但其出仕的具体时间则未有定论。我根据王沂孙与周密往来唱和的词作,认为王沂孙出仕的时间似以至元27年上半年的可能性最大。周密的《忆旧游·寄王圣与》很值得注意。词中所用的典故,“菊荒”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薇老”出自《史记·伯夷列传》,“故人猿鹤”出自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这些典故的运用,皆与归隐有关。众所周知,周密于宋亡后移家杭州,一直没有出仕过。因此,词中的典故显然不是抒写周密自己的“思归”情怀,词题为“寄王圣与”,明显的带有劝沂孙归隐之意。周密既有劝隐之意,则他作这首词时,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及命运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突出地用“托古改制”论鼓吹维新变法。人们在探究“托古改制”论渊源时,较多地考察其与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的关系,其实,“托古改制”论和今文经学仅为形似,和“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则甚为密切。对此,迄今几乎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兼及“托古改制”论的命运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康有为曾经深受“西学中源”说影响人们熟知康有为是近代“托古改制”论的发明者,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发明这一理论以前,是“西学中源”论者。“西学中源”说先于“托古改制”论问世。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