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的原始结构与爱情本相

《关雎》是《诗经》第一诗,但《关雎》的结构却很少引起讨论。本文支持《关雎》错简说,并从“《关雎》之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雅七诗的结构、采艹杏的劳动程序、《诗经》中“采”字的位置与频率五个方面探讨了《关雎》的原始结构;又从“关关”并非雌雄和鸣、《关雎》中鸟与人的对应关系两个方面,演绎了这个上古时代的爱情故事——贵族青年单恋平民少女的乐哀情怀。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诗经》情态副词考察

一般认为,汉语情态副词表示动作的性质或状态。历时地看,汉语文学源头情态副词的使用情况及其语义是怎样的？本文以《诗经》为例,对《诗经》的情态副词进行考察。考察获得的数据表明,《诗经》里的情态副词分为表真实、表持续、表相似三类。考察《诗经》的情态副词,对于从纵向理解汉语情态副词语义形成、连续性及解读《诗经》文本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女性自我价值之觉醒——《古诗十九首》和《诗经》思妇形象之比较

《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具有不同特点,其中的思妇形象也是历来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由于时代不同,《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思想也有不同展现。《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与《诗经》中的女性从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她们开始注重自我生命价值,这也是女性审视自我生命价值的开始。主要从女性自身形象、女性表达方式等方面来阐释两个时代女性的不同,这对研究《诗经》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诗经》中的生命伦理意蕴——以“生”为视角

《诗经》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意蕴。《诗经》不仅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事实上也是整体儒家生命伦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诗经》内蕴着“天道”在“生”的思想,将“天命”赋予“生”之德的内涵,是以天人共“生”的德性内容来诠释“生命”概念的。对人而言,生命之完善及其意义彰显即在于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德”涵养自身,这也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在现实的层面,《诗经》基于人的真实性情来突显生命的本真状态,并以“中和”之品格提示我们完善生命的根本方式,《诗经》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我们,养生的根本在于德性的修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代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韩国李朝《诗经》学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以朱子《礼》学解释《诗经》是韩国李朝后期具有本土特色的解《诗》方式,也是李朝对中国朱子学说全面接受的具体体现。重在论述李朝这种解《诗》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李朝士人用朱子《礼》学阐释《诗经》过程中对诗意的丰富,并论证了李朝《诗经》学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普及,以及其对于夯筑韩国儒学民众基础的意义。     

从《卫风.氓》和《邶风.古风》浅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婚恋诗是《诗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剧结局,抒发弃妇愤懑不平的弃妇诗尤为典型。它们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早期妇女的不幸遭遇。因此,对《诗经》中弃妇诗的研究,对于了解我国上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妇女们所处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中国妇女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其中不少诗篇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浪漫痴情,或缠绵哀婉,或刚烈决绝。《诗经》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周代对于女性的审美,对于后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定的影响。     

纳兰性德的爱情词中的忧患意识

纳兰性德的爱情词,通过儿女情长,怨离伤别,反映出他爱情的喜悦和伤感,体现其缠绵凄婉的词风。本文拟就梳理纳兰性德爱情词的创作,来窥探其爱情词中包含的对人生别样的忧患意识。     

元杂剧爱情剧中的文人书生形象论

元杂剧爱情剧中的男主人公几乎全是文人书生,他们饱读诗书,富有才学,不顾门户之见,大胆追求爱情,当爱情受到阻碍的时候能坚守爱情,并且功成名就以后并不移情别恋,这是他们积极的一面.他们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抗争不激烈,不彻底,对压迫势力妥协.他们的消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文人书生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人生追求.     

试论张炎的艳情词

张炎是宋元之交的一位著名词人。他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剧之后,将身世之悲、家国之痛写入艳情词中,使其词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生活内容。张炎由一己之漂泊落魄,进而对歌妓产生一种同情之感,以尊重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沦落风尘之中的社会下层女子。出现于张炎笔下的女性,一个个高雅、可爱、可亲、可敬,栩栩如生。他的艳情词成为一种雅化了的艳情词,情味深婉,含蓄蕴藉,耐人品味。正因为具有了这些新的特色,故张炎能在宋元之间翘楚东南。     

伊斯兰苏菲主义神爱论及其哲学流变

伊斯兰教义学说中,神爱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苏菲学者把神爱观念纳入修行理论,爱被视为苏菲修行的最高状态。在吸纳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苏菲神爱论思想维度不断扩展。10世纪中叶,为避免与正统教义相抵触,苏菲神爱论渐趋哲学思辨,强调爱主和敬畏的结合。自安萨里把苏菲精神纳入到正统教义以来,神爱论在教义学、哲学和诗歌方面得到发展,并被赋予社会属性,转向＂爱的宗教＂,强调爱主基础之上的宗教宽容。     

较量:文学经典中的另类母爱表达

爱怜少子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因爱而较量则是一种另类母爱表达,是文学经典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爱是较量的动机,较量是一次爱心行动、一种爱心表达。爱心无可厚非,而爱心表达则因人而异,境界有别。孩子高于一切,不顾一切地保护孩子,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母亲的共同心理。     

林徽因徐志摩“恋情”考辨

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林徽因、徐志摩“恋情”,其实只是徐志摩的单恋,而林徽因始终止步于真挚动人的友情。林徽因同时代众多友人,如陈岱孙、冰心、陈意,以及林徽因的至交费慰梅也均予否认。上世纪20年代初徐志摩热恋林徽因之际,一封林徽因之父林长民致徐志摩的信函,是直接否认林徽因对徐志摩有恋情的难得材料。更有林徽因本人于抗战期间致沈从文信,忆及她英伦时期的留学生活,亦是佐证。可作证的还有林徽因致胡适信。     

象同喻反的爱情之水

基于水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出现的频率颇高,尤其是在以闺怨爱情为题材的诗文中表现得更为活跃、多变。同一水意象,在不同的语境下甚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喻意。针对这一现象,选取闺怨爱情诗文中的几组典型的水意象进行对比分析,辩证解读水意象在同一题材文章中呈现相反意象,挖掘水意象的多重审美内涵和文化意蕴。     

《无字》中所反映的爱情偏差

本文分析了张洁的长篇小说《无字》中所反映的爱情偏差,对爱情这一文学作品中常写常新的永恒课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独特的审视,从习见的情节描写中探究到怍品中反映的人物爱情观其质的内核。     

《桂花蒸阿小悲秋》的原型分析

本文采用原型分析的方法 ,通过对“暴雨”等意象的原型分析和人物行为的“细读” ,否定了作品“佣人劳碌”和“母性博爱”的题旨 ,认为这是一篇求爱不得的作品。     

艳诗浅论

艳诗这一诗歌品类历来备受争议,梁陈以后更是背上亡国之音的恶名。“艳”字意旨非常丰富,很早就用来形容人的姿色美好,之后又延伸出男女情爱、文采华艳等内涵。与之相对应,表现女性之美、男女之情的诗歌是当之无愧的艳诗。此外,更有一种绮靡徜恍、幽眇难言的缠绵吟唱,也可归入艳诗。而判断其香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主观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