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制浆造纸企业减排行为的管理对策探析

介绍了福建省制浆造纸工业及纸制品生产工业企业污染及治理情况,分析了造纸企业减排存在的有关制约因素,提出了促进造纸企业减排管理的具体政策建议:强化政府的环境管制措施、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完善对造纸企业减排投资的政策扶持措施、加强对造纸企业的技术扶持、宣传绿色消费意识,提升消费者的减排关注度、提升企业实力,强化企业节能减排意识。     

环境税、减排补贴与企业投资均衡

文章通过构建企业投资收益函数的均衡模型并求解发现:在企业投资规模达到有一个稳定比率用于环境技术的采纳和创新时,污染排放总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环境税条件下企业一般投资水平和环境技术创新取决于初始投资是否达到均衡点的临界值,对投资规模达不到临界值的企业实施减排补贴,可以有效发挥环境税的激励作用;当减排补贴在财务上使企业的初始投资达到均衡点的临界值时,能激励企业进一步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因而根据企业财务投资能力实施分类补贴,有利于提高政府减排补贴政策的绩效.     

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研究:以D市为例

从企业视角出发,借助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基于D市68家样本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对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绩效及政策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节能减排行为是在内外驱动力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企业规模、上市情况、产品市场及节能减排投资回报率构成第一主成分。(2)企业节能与减排行为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十一五"期间,D市企业单位产值能耗平均降低13.1%,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平均减少9.5%,二氧化硫排放量平均减少8.7%,均未完成国家和D市的节能减排目标。但与节能相比,企业减排的积极性更高。(3)节能减排政策是制约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的重要症结。"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政策应该主要在三方面改进:综合利用多种节能减排政策、采取灵活多样的指标分配方式、推进节能减排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控制的博弈分析

环境政策是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单独的排污税政策和排污税与减排补贴的组合政策对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污染治理效果和社会福利水平两方面对两种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排污税率和减排补贴率均与企业治污量正相关,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均与税率和补贴率的大小有关;政府实施组合政策时企业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均大于只实行排污税政策时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组合政策能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同时也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特性,仅依靠市场调节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部门需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针对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构建一个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三阶段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中国30个省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博弈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奖励越多,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地方政府抵制中央减排政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惩罚的概率和力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减排,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益;碳排放强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减排动力越小,中央政府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     

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综述与逻辑框架

文章系统整理了包括产业政策激励在内的政府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文献,旨在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基础性概要分析,也为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导向性视野,内容涵盖了政府政策激励(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对政府激励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评述、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框架探索、产业政策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后续的研究方向。尤其是试图将产业政策、研发投资与创新绩效等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给予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解释,以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系统性上的不足。     

环境业绩与企业价值和融资成本的关系——来自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0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造样本公司环境业绩指数,研究了环境业绩对企业价值和综合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业绩能显著降低企业综合资本成本,并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说明环保融资政策已发挥了作用,污染企业的环境业绩表现已通过资本市场得到了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响应,研究成果为企业减排的激励政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持。     

纺织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宁波为例

通过对宁波纺织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中面临问题的调查分析,提出了促进宁波纺织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水平的对策:实施财税激励政策以降低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成本;促成纺织企业联盟以增强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能力;建立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服务平台。     

自愿减排市场中供应链碳减排合作联盟研究

我国自愿减排市场已经得到初步发展,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投资减排后可经自愿减排市场交易减排量.同时,考虑消费者对低碳产品有偏好.本文研究在一个垄断高排放供应商和n个寡头制造商的行业结构中,供应商主导减排的合作过程.研究得到供应商通过确定单位产品减排率、承担一定比例的减排投资,并采用中间产品价格折扣契约,可以使下游全部制造商参与联盟,实现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并得到供应商最优的减排成本承担比例.最后以数值仿真计算表明合作的可行性.     

碳强度对中国主要产业部门产值变动敏感性的动态估计

测算产业产值变动对碳强度的作用,可以为碳减排目标下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的制定提供指导。基于投入产出理论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主要产业部门产值变动对碳强度的动态作用过程,并从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探讨实现中国主要产业部门碳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从即期效应来看,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其产值增加会使碳强度提高;从动态变化过程来看,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产值增加1%后碳强度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从碳强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各产业部门产值增加对碳强度的作用力逐渐趋于稳定;产业产值变动碳减排效力的提高要依靠投资政策。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CEO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中介效应研究*

投资决策是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如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扭曲行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200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CEO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中介作用,CEO过度自信会抑制会计稳健性,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CEO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投资过度企业以及高成长性企业中,对投资不足企业不显著。本文亦从企业和监管机构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碳配额视角下减排技术投入研究

以政府碳配额和碳减排技术投资补贴政策为背景,针对供应链企业的碳减排技术投入行为与企业的合作关系问题,运用博弈和最优化方法构建无协调机制、合作博弈、集中决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下的决策模型,并采用逆向归纳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对各种状态下的减排努力水平、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进行分析和对比,并探讨减排投入成本等参数对其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仿真证明模型的有效性,以期为供应链企业选择最优合作策略选择和政府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     

贸易、国际投资与植物油加工业市场结构

在供求变动、贸易政策及国际投资等因素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植物油加工业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其市场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分析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对植物油加工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后果与机制,可以为制定相关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依据,充分放大贸易、国际投资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避免其负面影响。     

医药制造企业主动碳减排行为的创新绩效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企业主动的碳减排行为是否可以产生创新绩效以及碳绩效在碳减排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基于此,文章以2014—2021年医药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环保设施投入和管理节能等碳减排行为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碳绩效;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管理节能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碳绩效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三者之间存在动态良性循环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碳绩效和创新绩效具体应用到微观企业层面,探究碳减排行为实施的有效性;二是利用回归模型探讨碳减排行为、碳绩效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丰富了碳绩效与创新绩效相关研究文献。     

关于建立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的思考

本文从法律监管和组织监管角度探讨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国际经验,认为我国应着眼于建立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体系和组织体系,完善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等相关法律,合理分配监管责任,从而促进整个基金业的规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