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关于中国文化发生学研究的思考

一、关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基础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800年至200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依然依托于这些基础。……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①“轴心时代”是东地中海、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文明时代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典籍——“元典”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华元典——一《诗》、《书》、《礼》、《易》、《春秋》等成书并修订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的春秋至秦汉之际。先秦诸子书《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     

“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与亚欧大陆经济地理重塑

推动亚欧大陆交通基础设施联通、促进经济地理重塑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构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世界其他区域的三地区非对称自由资本模型,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原理分析“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内在机制,模拟其引发的生产、投资和贸易转移效应,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将在亚欧大陆内、外两个层面产生生产、投资和贸易转移效应,形成亚欧大陆内的核心-边缘结构与亚欧大陆对外围的核心-边缘结构。其中,本地市场放大效应是世界产业经济地理和贸易经济地理重塑的重要原因。因此,“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应着力联通市场规模大、交汇线路多的区域,整体上应致力于联通东亚和西欧两大市场,加速亚欧大陆一体化,促进“世界岛”的形成。     

释“飞鸟之所解其羽”

<正> 战国秦汉时期,曾把遥远的北方看作是“飞鸟之所解其羽”、“群鸟之所解羽”的地方,见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淮南子》也有类似的记载。为什么鸟类要到这种苦寒的荒野来“解羽”,以至“积羽千里”,使得某些旷原、流沙、大泽、高山以此命名?这既找不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根据,也找不到文献记载、神话传说方面的说明,应该说是一个待解之谜。关于这个地点,文献记载也说得很恍惚。《竹书纪年》说周“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天子传》郭璞注引),指的是沙漠地带;(《穆天子传》中,确有这个地点,说在“西王母之邦”的北面,“千有九百里”是片“旷(郭璞注引作广)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乃于此     

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评许笃仁的《楚辞识疑》

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楚辞研究》,收入了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与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他》等文章,集中宣扬了所谓的“刘安作《离骚》”论。1948年,何天行之书又由中华书局再版,改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此书流行于海外,近些年来被有的外国汉学家,称为“最周密、最系统”的“屈原否定论”,是何“提出‘屈原=淮南王刘安’的见解”。我想,这果真是何天行提出来的吗?经过一些时间,在查其它资料的同时,终于查到一九三五年的《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期,上面刊登有一篇署名为许笃仁写的文章——《楚辞识疑》。此文的第一部     

“他者”心态——读侯坤宏著《浩劫与重生》

任职于台湾“国史馆”的侯坤宏对现当代中国两岸的佛教史素有研究,他所编撰的《浩劫与重生——1949年以来的大陆佛教》（台湾妙心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是研究中国大陆当代佛教史的第一本专著,台湾学者对该书评价颇高,认为“此书的正式出版,将会很快地在海峡两岸的当代佛教学者群之中,带来一定程度的诠释冲击和相对深远的学术影响。”     

台湾《展望》杂志全文转载《阴山学刊》论文

《阴山学刊》1999年第 3期推出“港台文学研究”专栏不久 ,立即在台湾引起反响。在台湾岛内外久负影响的《展望》杂志于2 0 0 0年元月号全文转载了由吴素娥、金鹏善撰写的论文《何日共一曲尽诉故园情——郑向恒散文印象》。并特别加了“编者按”,称由大陆内蒙古包头师专中文系两位作者合撰之此文“曾于今年 (指 1999年 )九月刊登于《阴山学刊》第 12卷第 3期 ,本刊为了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特刊出 ,以飨读者。”郑向恒先生也两次来信 ,对作者和《阴山学刊》表示敬意台湾《展望》杂志全文转载《阴山学刊》论文@张福勋…     

魏晋人的道德观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北凉且渠无讳退据敦煌、高昌有关史实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北凉且渠无讳退据敦煌、高昌有关史实柳洪亮公元４３９年北凉且（或作沮）渠牧犍亡于北魏后，且渠无讳率残部曾一度退据敦煌，最后于公元４４２年逾流沙经鄯善西迁高昌①。《魏书·沮渠传》谓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     

“龙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委托暨南大学发起主办的“《文心雕龙》88国际研讨会”于11月11日至15日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这是我国“龙学”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讨论最深入的一次国际盛会。来自日本、苏联、瑞典、意大利和中国大陆,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6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台湾学者也委托与会者宣读了论文。这次会议研讨的问题及专题论文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概括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周易》范畴之我见

《周易》是一部在占筮的形式下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古老典籍。在这部古老典籍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其中以“——”“—”两爻画象征的阴阳范畴是根基,以八卦及其六十四卦象征的类范畴是本体,而在阴阳、类范畴之上,形成了《周易》最大的范畴——“易”。 (一)关于“阴阳”范畴 、“阴阳”是《周易》的基本范畴。在《周易》古经中是用“——”、“—”两爻画具体表示的。“——”和“—”两爻画是构成八卦和六十四卦的最基本的东西,称作阴爻和阳爻。《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这话是对的。虽然在《周易》古经中没有阴阳二字并举的例证,但决不能由此无视《周易》正是用“——”表示阴爻,用“—”表示阳爻进行组卦的事实,也不能由此否定《周易》的阴阳范畴。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概念是“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列宁《哲学笔记》第194页)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和对象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也就是说,一切概念都是有     

中国苏区文学的奇葩——方志敏狱中文学探析

方志敏的“文学情结”得益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源于自己的文学阅读与创作实践。方志敏生前留下的绝唱《可爱的中国》，同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是二十世纪亚欧大陆同时绽开的两朵鲜艳的无产阶级文学奇葩。独树一帜的方志敏狱中文学，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驳杨献珍同志的“是—否,否—是,对立统一”说

王中、郭佩衡同志在《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中,指出了杨献珍同志宣扬所谓“‘是——否,否——是’,对立统一”的问题。到底“‘是——否,否——是’,对立统一”是什么意思呢? 杨献珍同志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间在给高级党校轮训班讲课时印发的《“是——是,     

伤痕与暧昧：台湾人心中的日本想象

2009年2月14日，西方情人节。台湾电影《海角七号》正式在大陆各大影院公映。在过去的一年，《海角七号》——这部被引申为象征着台湾人拼搏与奋斗的电影，成为了台湾电影进入21世纪的标志性符号。或许是水土不服，电影中贯穿的日本元素．却在大陆遭遇了观感上的视觉冲突．大陆民众难以理解何以“日本”会让剧中的台湾人迷恋与陶醉？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对一个人的阅读：韩少功与他的时代》简介

孔见等著《对一个人的阅读：韩少功与他的时代》一书于2013年3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收录了“未完全打开的具象之门——读韩少功《暗示》札记”、“寻找语言之外的语言——重读《爸爸爸》”、“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和孔枝泳的《孔枝泳的智异山幸福学校》比较研究”、“韩少功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占’——从老外的眼光看”等内容。     

新时期通俗文学接受心理分析

新时期大陆通俗文学现象的出现是文化开放政策的一个副产品。本来,在建国后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大陆已经逐渐丧失了“纯文学”和“俗文学”这样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建国初期,党在文学事业上的管理措施,一是对过去许多旧小说,如《十二金钱镖》等书籍的查禁;二是对“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提倡。这两个措施,在前者,是消灭了那些能为广大市民接受但在思想格调方面与共产主义理想相悖离的文学作品,在后者,则是鼓励了那些采用了“俗文学”形式但包蕴了新时代观念的文学作品的生产。这两个措施类同一把双面刃,它导致大陆文坛只剩下一种文学形态。一旦文学形态仅存唯一,昔日所谓“雅俗之分”也就自行瓦解,当人们阅读五、六十年代的典范作品,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甚至《创业史》、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史学界继否定李秀成之后,一九六五年的《文史哲》、《历史教学》等刊物,也先后发表文章,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则更进一步对陈独秀一笔抹煞。最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舆论工具——     

中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97-1999)引述《阴山学刊》所载文章

由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1997- 1999)由武汉出版社 2 0 0 1年 10月出版。该《年鉴》于开篇《宋诗研究的展望》征引程杰、莫砺锋载于《阴山学刊》2 0 0 0年第 2期的文章 :《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 ;在“研究综述”中引用台湾学者张高评发表于《阴山学刊》1997年第 3期的文章 :《新变代雄与宋诗之文学史地位》 ;于“论文摘要”中摘引了杨海明发表于《阴山学刊》1997年第 4期的文章 :《柳永 :世俗词人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况味》 ;于“论著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