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价值观视野下的古代诗文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生气灌注的中华民族成长史和华夏人民生命状态演变史.古代诗文中存在着异常丰富的有关生命问题的叙述.发掘文学在古人生命中重要地位、古代诗文创作的生命价值特质和古代诗文抒情倾向苦闷的独特消解方式,对建构古代文学的生命主题史具有重要作用.     

《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周易》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影响。在《周易》中,圣人通过"观物取象"于整体直观中把握到事物本质之"象",通过创设卦爻符号之"象"将其表现出来,再用以象喻为主要言说方式的卦爻辞对卦爻符号进行解释,以隐喻、象征的方式表意,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人独特的象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是以象思维方式展开的,其"取象"过程具有与《周易》象思维类似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特征,最终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象喻方式言说。     

形而上学历史场景中的马克思哲学及其意义--兼论哲学的发问方式与问题视阈及其转换

本文认为哲学的发问方式与问题视阈的转换规定着哲学的发展轨迹.在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康德哲学的发问方式和问题视阈所显现的二难问题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马克思的哲学是面对康德哲学的二难问题而可能采取的一种应对方式.马克思哲学在从"言说"到"实践"的"实践论转向"中,超越了"言说",超越了"哲学",走进了现实的感性生活和社会批判.这种转向及其意义指向一直影响到我们当代,至今还没有被超越.     

为中国古代"文说"正名

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关于文学的言说和著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对它进行过命名,从"中国文学批评"到"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理论",再到"诗学",再到"文论",可至今都没有定论.相比较于这些外来或现代语汇,"文说"倒是一个历史的还原,它更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从而避免学术研究中"以西释中"和"以今释古"不良倾向.     

论作为“本有”的Ereignis——对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中“Ereignis”之考查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总是力求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本有"的提出则是海德格尔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及其概念运思方式的集中体现。"本有"高于存在与时间,人归属于"本有","本有"自行隐逸,它是不可言说的,且是西方形而上学没有被思考的,它不只是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也在"本有"的发生中,为"本有"所居有。     

对道德命题实证叙述的反思*--兼论实证社会科学视域“道德滑坡”言说的得与失

对诸如“道德滑坡”之类的道德命题进行实证言说,使道德命题的对象、道德命题的运思方式以及道德命题发挥的积极作用都发生了异变,也减弱了道德命题的普遍确定性。这种实证言说方式,在逻辑上是有缺漏的,其得出的结论是经验的,其后果是非道德的甚至是恶的。在道德认识论上,实证社会科学的道德阐释只是研究的开始而非结论的形成。道德命题只有在一种审慎的道德文化自觉性的基调上,其叙述才是可以接受的,其境界才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儒道两家的言意冲突:立言与立意--浅析儒家的"说什么"与道家的"怎么说"

儒道两家都是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自己的思想言论的,但儒道两家对"言说"这一存在方式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儒家主"言",认为一切可以言说,并且通过言说的内容(说什么)施行教化,完成"自然的人化";道家由"道"出发,认为"言而无言"、"不可言说",但又必须得说,道家的这种"不可言说之说"使道家在"怎么样说"上形成了自己的言说方法--立意,并最终指向了审美.     

现代语用思想与中国古代言外之意学说刍议

研究语言的言外之意是现代语用学的重要话题。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观点,到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以及舍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直至近年的关联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言外之意。中国古代文人在诗文表达中常常运用言外之意,而且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尽管古人对言外之意的论述显得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但是从古人的散言片论中不难看出,其中所显现的学术观点,已经很接近现代语用思想。     

哲学话语的演进及哲学的时代意蕴

"话语"可解析为"言说(语)"与"语言",相应地,"言说方式"与"语言模式"两个向度就成为分析人类话语范式演进的基本框架.在世界范围内,哲学话语的范武演进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现代语言论三个阶段,反映了人类在特定阶段所面临的心灵上的困惑及其相应的求解之道.而在三大范武演进的深层,隐含着一条逻辑线脉,印人类具有一种"驾驭"本性,基于这种本性驱动,人类开始追问世界的本原、寻找观念的可靠性基础以及发掘人的精神性内涵.而正是在上述人类意义层面上的追问、寻找和发掘,构建了人类哲学话语的不同文本及其相应的时代意蕴.     

试论佛教"象外"之说对唐代山水诗文创作的影响

佛与道相似,佛家追求"穷神尽智,极象外之谈"的言外之意.一切寓于"象".强调"心为宗",追求一种超越现实时空的空无存在.这种以心感物而非逻辑推理认识事物的方法给唐代山水诗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式,影响了"意境"论的形成.     

从《庄子·逍遥游》看"逍遥"与"曼衍"之关系

"逍遥"是庄子所向往的超越物我、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最高人生境界,这种境界不仅体现在<庄子>的文本结构中,还体现在其"三言"的言说方式中.作为卮言特性之一的"曼衍",无论从其内涵,还是其实际使用,都可以说是"逍遥"境界的另一种写照.<逍遥游>篇中,庄子对"逍遥无待"的至高人生境界的追求,正是在这种不拘常规演变的"以卮言为曼衍"的言说方式中得到了实现.因此,"逍遥"和"曼衍"是庄子最高人生境界的不同表述和在不同层面的运用.     

汉语成语与中国传统言语观

成语是汉语中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短语.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语言中的活化石,承载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从中可以折射出古人的思维与言语观念.中国古代重视"立言",并且是把它列为与"立德"、"立功"并提的"三不朽"之一.我们从成语中体现的中国古代言语观可以看出,言与行应该是统一的,但更为强调和重视行.若上升到认识论的角度,则明确地表现为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我国古代传统言语观对后世有着很深的影响,它要求言语理论应有社会针对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古代言语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社会政治存在着血脉联系,在汉语成语的生成和应用中起关键作用.     

知己之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

中国文化对"交往理性"而非"认知理性"的情有独钟,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交际"之道、"交道"之道。同时,中国文化的"涉身性"的性质,便对该道的追求具体化为个体生命之间的"知己之求",而非哈贝马斯式的抽象思想之间的"共识"的追求。这种"知己之求",最初发源于中国古代侠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举里,后经孔子的"仁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推出,被升华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普遍性的生命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唐代的"诗人共同体"的出现,还是晚明的"师友独尊"的命题的彰显,实际上都可被视作这一人生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故正是在这一价值追求中,不仅为我们谱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绝如缕的真正心曲,也使"理解万岁"成为中国文化千古高奏的主旋律。     

言说、意义及其关联——简论语言秩序与民族性格的统一性

族群文化所建构的整体性为解读文学言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个人的言说看似零散实际却有规可循,因为它始终接受着语言秩序隐秘地引导.语言秩序与民族性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统一性,二者在族群文化提供的广泛领域内相互促生、融合,这可在文学言说形象的演绎与生动的表达中得到印证.     

追问"乐教":论经典对"乐"的关注

"乐教"的初始渊源在于中国古人对人"心"的关注,其理论建树在于建构起一个贯通全部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情性主体",并奠定了中国古代乐论和诗论朝向内心发掘的基本走向.它非常重视乐的功用,并主张乐具有三大功能:治心成人、教化庶众、实现治道.     

避雍与《诗经·关雎》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百年中国古代形式文论研究概述

百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形式文论的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初始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反形式阶段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发展阶段.但是,相对于人们对古代文论中其他问题的研究,相对于当代文学理论所达到的水准而言,中国古代形式文论研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究其根源,不仅与"文以载道"的文化情结、整体直觉的运思方式息息相关,而且也与西方形式文论的主导参照密切关联.所有这些因素分别导致了重缘情重言志而轻文辞轻形式的文学传统、重品味重印象而轻分析轻语言的解读模式以及重以西观中而轻以中观西的研究范武.在对百年中国古代形式文论历时扫描与共时反思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强化历史还原、逻辑升华与对话交流研究,期许未来中国古代形式文论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齐梁新变的成因与本质特征

"新变"是齐梁时代的关键性语词,齐梁文人于创作上追求变古新今的思想在刻意雕琢的诗文言说形式中有充分的展现,形成"永明体"和"宫体"等声律和谐、辞藻华美、意象绮靡的诗文体式,客观上使齐梁时代因形式主义新变而著称于诗史.然而,"新变"不是"突变",它也有自身形成的远因与近因,而强调越古新今、反对因袭守旧,反对将思想禁锢于传统诗教"顺美匡恶"之功利主义诗学壁垒乃齐梁新变之本质;讲究骈偶、转拘声韵,选词轻险、篇制短巧,诗风哀婉、弥尚丽靡,吟咏情性、放荡声色乃齐梁新变之诗学特征.     

避雍与《诗经&#183;关睢》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