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比较分析

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我国城乡居民不同的储蓄行为,从而导致他们不同的预防性储蓄强度与城乡消费差距.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为4.092,农村居民的为7.332,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强度显著大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强度.面临着未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是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强度大于城镇的重要原因.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力争尽快到位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政策选择.     

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及特点是: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居住消费、衣着消费支出增加;家庭耐用品档次提高;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消费迅速增长.但是仍然存着收入偏低以致消费力不足、生存性消费偏高以致发展性消费偏低等问题.为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拉动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发展吉林特色经济,多种途径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后顾之忧;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素质,转变消费观念,规范消费行为.     

消费结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机制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学家们用边际消费倾向、储蓄—投资、政治经济、教育—生育决策、社会稳定和国内市场规模等不同机制对上述课题加以解释。但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消费结构机制来解释这种影响要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改革开放之后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消费结构演进,从而有利于消费需求持续扩大,使经济增长得到了持续动力。但是,进入本世纪后消费结构升级的结果则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以形成一个可以使消费结构继续升级的更大的高收入群体。     

基于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分析视角的扩大内需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且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内需的扩大和提高,其中扩大消费需求尤为重要。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变动情况,发现我国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后,且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导致的,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特征,选取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2000年以后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数据,将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两个重要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分析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研究发现,与消费能力相比,消费意愿在较多年份制约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且对城镇居民的制约程度大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的增加对其他类消费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挤出影响;居住、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务类未来有可能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的重要消费增长点。     

基于低碳经济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方式探讨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消费将是我国未来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污染、高排放难题,单靠转变城市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在农村实行低碳消费必不可少。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方式的现状不利于低碳消费方式的开展,实现低碳消费面临的主要障碍有:农户收入水平不高;农户低碳消费观念薄弱;农村低碳消费领域资金支持不足,缺乏制度保障与引导。就此,农村居民实行低碳消费方式的主要路径包括: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大新能源、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生活用能效率;加强对农村环境的监管与治理,提高农村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广泛宣传低碳消费观念,提高村民的低碳意识。针对农村低碳消费属于新兴的理念,需要政府相关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建议可实行以下政策措施:加大对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等新型环保能源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大力倡导并扶持农村低碳生活;建立健全低碳消费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度;逐步开展鼓励低碳消费的农村消费金融服务。     

区域聚类视角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地区差异的结构重解

针对我国农村地区间的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打破传统的东中西的地区划分模式,文章利用系统聚类和迭代聚类对我国各省市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利用方差分析和交叉列联表检验聚类分析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存在明显类别差异可分为三个等级;类别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差异显著;每一类别内部呈现出一致的模式表现为第一类别较高的交通水平和第三类别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相应地,文章最后从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科技制约因素分析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发展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特别是随着国內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多样化、优质化、专用化消费的需求,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成为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中面临技术供给不足、技术推广与服务不利、技术市场和风险机制不健全以及自身科技素质不高等诸多科技困境.我们应在尊重农户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为农户运用技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支撑;培育农业技术市场,为农户利用技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搭建平台;完善农业技术风险机制,为农户运用技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保障;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科技培训,为农户运用技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中国居民延期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预防性储蓄理论建立在动态最优化模型基础上的相对谨慎性系数估计为刻画居民延期消费意愿程度提供了分析方法。文章运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代表性消费者特征变量的基本数据,分析居民延期消费意愿与家庭规模、总抚养比,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农林水利事务的支出,除涝面积、农户平均固定资产价值、城镇化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提出扩内需、促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基于缓冲储备模型的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测算研究

本文选取缓冲储备模型研究我国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分别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很强,主要受收入、住房支出和医疗支出等不确定性影响;教育支出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越来越高,医疗支出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逐渐降低,住房支出对储蓄的影响波动变化,可能与住房改革有关;西部地区与全国的预防性动机最相似,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相同;东部中部地区解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变量是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意识及进行金融资本市场改革是解决我国当前高储蓄率的必要条件。     

论日本的“教育投资论”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曾盛行所谓“教育投资论”,对日本经济和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探讨这一理论在日本经济与教育中的作用,将是有意义的。 一 “教育投资论”一词,是1961年前后在日本开始使用的。它把教育支出看作是“人力资本的最大投资”和取得“将来收入的投资”,也就是把人看作资源,把教育视为发展经济的     

经济增长:一种从收入分配角度的解释--兼论中国改革20年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方面推动了消费结构升级,引起消费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增加储蓄,提高了投资需求。但若使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走向反面。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落后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呈倒U曲线演进。     

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

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通过动员储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事实表明金融并不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如果金融系统不稳定,金融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还会造成经济危机.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造成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本文认为三代金融危机理论虽然刻画了金融危机的一些特点,但都不能充分地解释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进一步指出,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危机理论是内在联系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它们忽视了经济增长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农村社会保障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

农村社会保障不仅消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使农村消费需求得到扩张,还提高了农民收入,缩小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而这两方面作用最终均提高了中国居民总体的消费需求。以中国1992—2011年的人均农村转移性收入数据代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支出,以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总额代表居民消费需求,通过对两者增长序列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不仅协同性显著,而且还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社会保障有利于拉动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中国GDP成本结构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

GDP成本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对生产部门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是各个机构部门的初次收入,这种收入经过复杂的再分配过程形成最终收入及其使用,反映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文章通过对GDP核算数据的分析和国际比较,说明在我国GDP的成本结构对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有明显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及分配中的二元结构是导致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改善投资和消费间的比例关系,不仅需要在需求方进行短期的总量管理,而且需要在供给方实施长期的结构管理.     

企业开拓农村市场的“切入点”研究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乏而无力，国有企业困难重重，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占中国人口７０％的农民的消费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农民收入水平及其预期过低，延缓了农民的即期消费。企业要研究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和消费需求，生产出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吸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居民购买力，促进经济增长，寻找开拓农村市场的“切入点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英文)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到了1990年代中期,正当“民工潮”汹涌澎湃之时,有人指出“民工潮”的发展已带动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到来。这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引起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向的讨论。即:在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农民是选择继续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创业。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农民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就业环境与就业方式。本文对回流现象在社会经济学框架内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文章还根据安徽和四川两省的抽样调查数据讨论了回乡农民工的特征。初步的观察表明,在中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外出仍是解决农民就业和农户收入增长的主要途径。     

如何实现碳减排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碳减排效应分析

人力资本因素可以解决碳减排约束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通过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碳减排的根本途径,而人力资本建设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同样具有明显的碳减排效应,依靠人力资本建设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减少的双赢,人力资本的碳减排效应甚至超过了技术因素,因为技术进步终究是由人创造的。因此,要充分挖掘人力资本的碳减排潜力;普及减排知识,增强自觉减排意识;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公民素质。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