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俘获理论述评

规制俘获理论彻底批判了早先的公共利益理论,重新阐释了政府实行规制的目的,明确了政治供给和政治需求的相互联系;并且分析了在规制俘获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为和政府规制者的反应;此外,规制俘获理论也计量和测度了出现规制俘获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更有意义的是,学者们正在从契约和组织构建等角度,尝试设计一系列阻止规制俘获发生的组织机制.     

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政府规制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是现代规制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可划分为传统规制俘获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的规制俘获理论。前者忽视了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没有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规制俘获问题;后者则在信息不对称框架下,重新解释了规制俘获发生的原因及机理。这一理论对我国现阶段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两党制”选举与规制俘获博弈——对托里森规制俘获模型的思考

规制俘获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指出利益集团往往会向规制者支付"价格"以俘获规制政府,使得政府据此作出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公共决策。托里森规制均衡模型则是在此基础上,根据规制者、生产者、消费者三大利益主体自身利益的需要,会相互妥协并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笔者在以上经济学研究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的知识,在三方博弈的基础上将西方社会政治体系中普遍存在的两党选举制运用到模型中,对托里森模型进行了修正,发现在托里森模型中的最优均衡在现实中将永远不会实现,而西方政党中常用的两党选举往往会导致政党出于选票最大化的角度向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倾斜,并最终酿成生产者危机与消费者危机,进而得出两党选举制才是欧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规制俘获与规制权力分离理论述评

政府规制的本意是消除市场失灵,保护公共利益.但由于规制机构本身存在的利益驱动,他们完全有可能被产业俘获.为了防止俘获,政府机构设置具有规制权力分离的性质,这种设置被作为防止俘获与合谋的机制.本文总结了近二十年来在新规制经济学框架中发展起来的规制俘获理论以及防止俘获的规制分离理论,并提供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成果.     

社会系统论视野中的规制俘获

规制俘获理论认为规制会周期性地被利益集团俘获。在社会系统论的视野中,规制产生于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双重偶联结构,本质是法律系统对契约的介入。而规制俘获作为经济系统过度扩张对法律系统的侵蚀的体现,将造成系统的"去界分化",危及法律系统的自主性。面对规制俘获,应利用司法系统的特有能力将受侵害基本权利现实化,维系社会子系统间的功能分化。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路径各不相同,在对两者的研究方面,分析、论述不同点多于相同点。其实,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证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在研究路径上的共同点更值得关注。     

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经历了多重逻辑过渡,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威廉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再诠释颠覆了生产范式的理论前提,并为斯图亚特.霍尔回到葛兰西的“接合”理论提供了分析基础;霍尔在强调主动文化过程的同时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解模式,为伯明翰学派转向微观政治学文化研究维度作好了理论准备;费斯克则在伯明翰学派理论的逻辑基础上以微观政治范式遮蔽了文化研究的生产范式,因而在总体上逃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基本语境。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遭遇分析和批判的中西"语境错位"问题.同时,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剖析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显著特性;它取代了以往的政治权力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不符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属于科技悲观主义;但这一观点深化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于反思工具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环境规制的范式及其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提出政治行为人的“经济人”假定以来,经济学家们对于传统规制理论的市场纠正说不断提出质疑。一个新的规制理论,即利益集团理论逐渐兴起。该理论把政府看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代理机构,并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作出反应。在这种分析框架下,环境规制就是政府在污染者、环保主义者以及未组织起来的一般社会公众等各种利益群体的行为约束下对环境所有权的一个再分配过程。     

电信普遍服务理论综述

电信普遍服务是电信产业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从电信规制理论中找出与电信普遍服务相关的理论并对其进行梳理,形成了电信普遍服务的公共利益理论、电信普遍服务的利益集团理论和电信普遍服务的激励规制理论.电信普遍服务公共利益理论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解释了政府提供电信普遍服务规制政策的原因.电信普遍服务利益集团理论的核心是探寻电信普遍服务众多争议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电信普遍服务激励规制理论的研究重心是如何设计激励规制工具以实现最优电信普遍服务规制.同时,对上述理论及其实践运用做出了相应的评价.对电信普遍服务理论的梳理和评述有利于我们把握电信普遍服务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方向,制定合理的电信普遍服务规制政策,推进我国电信普遍服务的进程.     

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论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思想研究的重要性

一提起法兰克福学派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它的社会批判理论 ,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重要性则认识不够。事实上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体系是由社会批判理论始 ,最后归结于美学理论之中的。用审美拯救异化的单向度社会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共同的追求 ,走向审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最终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审美乌托邦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政府的多重委托人性质与我国规制体制改革的取向

在政府规制中,规制权力往往分散在几个独立的规制部门。本文首先根据多重委托人理论讨论规制的分权对激励的影响,然后从政府的有限承诺和规制俘获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规制的分权有时是合理的。最后,我们讨论这些结论对于中国规制机构的改革的意义。     

南宋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的学术交流与思想差异

浙东学派与湖湘学派,都是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学派。浙东与湖湘二学派在思想联系契合的同时,也有差异和思想冲突。浙东学派学术思想的最大特征为"尚事功""重史学"。湖湘学派最突出的思想特征是"经世致用"。胡安国重《春秋》,揭经世致用之旨,是"尚事功"和"重史学"的先声。浙东学派多人师从胡安国,或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胡安国的思想内容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宏既注重在经史典籍中进行理论探索,又倡导经世实学,亦与浙东学派契合。湖湘学派在对待事功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相对辩证的态度,既重视内圣成德,也不忽略外在事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特征。相对而言,浙东学派重视事功,朱子学派强调内圣,湖湘学派则介于二者之间。湖湘学派与浙东学派的思想差异在义利王霸和道统说两个具体问题上得到突出体现。     

近年来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述评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存在时间最长、对当代西方社会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支,自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起之际,法兰克福学派就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近年来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理中,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总体研究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不少文献基础扎实、理解准确、立论公允的上乘之作。当前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在对学派的专题性研究上,现代性问题、大众文化批判取代以往的资本主义论和美学,成为重点;第二,个案研究上,在哈贝马斯研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同时,过去不太受重视的阿多诺研究和本雅明研究成为重点。     

出场学与剑桥学派的“家族相似”——兼论出场学“概念史转向”的可能

出场学的基本概念内在蕴含着它特有的理论预设,而基于这些预设和概念,出场学又确立起独特的提问方式与问题,设定和解答这些问题构成出场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任务。这一任务实质上是一种思想史研究性质的任务,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构成出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出场学与英国剑桥学派在基本理论预设、方法论和问题形式等重要方面存在深刻的家族相似性,这使得吸收后者的概念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开辟出场学的概念史取向成为可能和必要。这一转向将使出场学大大扩展、深化和具体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算起,伯明翰学派在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对世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伯明翰学派在阶级研究、亚文化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大众传媒研究等诸多领域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独树一帜,具有跨学科的鲜明特征。总体而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他们总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

深入考察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的关系,不仅对理解卢卡奇的整体思想,而且对理解布达佩斯学派独创性的理论贡献,甚至对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可能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作为老师和朋友,卢卡奇对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影响是决定性、持久性的,这尤其表现在布达佩斯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人道主义的思想遗产。与卢卡奇孜孜以求现代人身上合乎人性的“好的东西”一样,布达佩斯学派坚守哲学“再现”“类生活”的信念,从人道主义总问题出发,具体地思考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的生活。不过卢卡奇没有放弃构建一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哲学,而布达佩斯学派则始终对宏大叙事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并试图调解哲学与(后现代)碎片化世界的关系。如果说卢卡奇论证了自由的、理性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拯救,那么布达佩斯学派则主张处在现代性中的偶然的居民可以通过负责任的选择和行动实现存在的超越。     

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再认识

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工业的理论批判为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并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但是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存在的局限性 ,需要对其再认识 ,以推动当代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本文重点阐述了其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对其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并指出其理论的现实意义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