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示的探索与研究

官员财产公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有设想,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后多个试点出现。但是该制度仍未得到长足发展,而被公众所诟病,除去来自官员自身的阻力,也有社会客观情况还不适宜完全的实施该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势在必行,首先需将该制度上升至法律层面,然后完善相应的金融配套措施以及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与舆论宣传。促进该制度的进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有步骤进行。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研究

探究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完善对策,以期对公务员制度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理论支持。     

“财产公示”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可能性的研究

职务犯罪发生的最根本原因不外乎两个字——利益。犯罪人自身所追求的利益与手中所掌控分配利益的权力之间的矛盾能否解决,是能否从根本上抑制职务犯罪的关键。对这种矛盾的解决,财产公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选择。将恶意不公示、违反公示制度情节恶劣的行为纳入我国刑法体系,对于预防职务犯罪有一定的价值。     

“财产公示”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可行性研究

职务犯罪的主体自身所追求的利益与手中所掌控分配利益的权力之问的矛盾能否解决,是从根本上抑制职务犯罪的决定性因素。对这种矛盾的解决,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很多方法,财产公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章分析了财产公示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可行性。     

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应从基层做起

当前,我国转型期出现的官场腐败现象使得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势在必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应从基层政府开始。基层政府处于权力末梢,受国家行政场势的影响较小;直接面对群众便于群众监督;推行的双向阻力较小;财产由申报向公示转变有利于基层民主建设;公示制度成熟对上具有好的示范和倒逼效应,有效遏制腐败,巩固执政根基。因此,建立和尽快实施我国基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逐步完善配套机制,在相对互利的赦免基础上建立官场入口到退口的信用档案,逐步在基层形成公民社会层面,进而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政治层面全面实施,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向前发展。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制度现代化问题研究——以公众知情权为研究视角

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警察制度现代化的步伐也逐步加快,然而在新型警察制度构建与完善中出现了诸多问题。2012年的周克华案与2013年的山西男童被挖眼案的侦查工作在社会和网络中引起不小的质疑与争议就是一例,更凸显了侦查阶段公众知情权与侦查秘密原则的冲突。如何在法治理论指导下解决这一冲突,构建我国现代化的警察制度,并促进其科学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困境与策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监督工具,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增强执政党与政府公信力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作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现实困境在于,财产申报制度的官员认同度不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撑以及配套制度不健全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要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的主体制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的配套制度、优化拓展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选择。     

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

状告记者和名人官司的热潮,反映了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冲突日益突出,并且成为了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较难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分析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出发,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并提出了二者的法律完善。     

新闻报道中名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

知情权指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这促使媒体去收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关的信息,从而保证公众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隐私权则要求与社会生活无关的个人讯息不能给予报道,但是名人因为有别于普通人,其隐私有时甚至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无法截然分离。本文探讨了名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未来新闻报道中平衡两种权利的建议。     

知情权、隐私权视角下的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在迅速发展,其行为游离于法律边缘的同时,易于造成对知情权的滥用和隐私权的侵害,必须纳入法律的进一步规制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但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而且对于完善相关法律,对于实现法治的价值目标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中国当前的侵权责任法出台为背景,由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对此的法理思考与制度设计,兼考相关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的积极效用,以期对私家侦探的法律规制作新的解读与完善相关制度方面的思考。     

论明星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

从明星和隐私权的角度出发,分析明星隐私权保护与限制的现实意义。对明星隐私权由于公众知情权、公众合理兴趣等公共利益需要克减进行原因分析。划定明星隐私权的范围边界,提出明星违法犯罪及不道德行为不予保护,主动公开或经同意的隐私不予保护,与明星事业无关的个人隐私应予相对保护,对其未成年子女隐私予以绝对保护,并对国家、新闻媒体、公众以及明星个人提出建议。     

论公民的知情权及其保障

在民主法治社会里,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公民知情权的确认和保障已成为政府的基本义务。中国现有法律中已有一些关于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规定。但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中国在保障公民知情权方面还存在着缺陷。因此文章最后从立法层面上对中国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提出一些建议。     

网络时代的消费者知情权探析

网络时代的消费者知情权在传统基础上得到了扩展和延伸，并且容易受到侵害。国外立法通过强化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来保护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措施较为单一。构建我国在网络时代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体系应体现网络自身的特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回溯与展望

中国环境法治发展40年,也是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发展和建设的40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形成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成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利体系和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规则。总结经验,公众参与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题中之义,是提升环境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是调动公众环保力量的必然路径。面向未来,广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注重提升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狭义层面的公众参与应当通过完善主体界定、推动信息流动、推进协商参与和加强社会监督等实现进一步完善。     

公物利用中的权利型态及保护制度论析

公物包括公众用公物与行政用公物。公物上的公权主要是指公务用物物权和公益用物物权,公物上的权利应根据不同情况及权利属性进行利用及处理,这将指导当下的公物立法活动。公物利用的保护应当建立公物利用的实现制度及公物利用的救济制度。     

生存权与发展权比较视域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生存权不仅仅包含生物式生存的权利,还包含着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权利。发展权是谋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尤其强调发展的机会均等。生存权的实现离不开发展权的实施,发展权的实现又以生存权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离开生存权谈发展权或者离开发展权谈生存权,都不具有现实意义。国家对生存权进行法律保护所承担的乃是一种直接责任,对发展权的保护承担的是一种间接责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是一个既保护生存权又保护发展权的系统的救助工程。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生存权具体化为最低生活保障权,使贫困人口拥有法律上的请求权,对于发展权的保护还是主要要依靠政策来实现,这些政策当然要逐步的实现法律化。     

行政起诉权保障与行政案件受理制度的完善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建立登记立案制度,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强化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义务并适当调整诉讼政策。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有着深刻的哲学、时代、经济和政治根源。应通过一系列与保障公众知情权相关的制度创新、设施及组织建设和观念更新,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有效保障,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理性契约与公权他用的悖论及其启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视角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体基于自愿同意，互相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理性选择过程。但这一集体行为的结果都是个人理性造成了集体的非理性，因为人们让渡的公权的他用导致了非合作博弈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现代民主国家要做的，应是设计出一种权力多中心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与公共精神，藉以减少公权他用的现象。     

论权利救济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意义——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冲突为分析视角

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这是任何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条件;权利救济关系着国家权力滥用的有效防范,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权利救济关系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和平解决,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