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地对待资料辨年工作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首先会碰到資料真伪及其年代的問題。这是一个很費糾纏的問題,因为許多东西都不是三言两語可以說清楚的;但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因为根据資料的年代說明它所反映的思想,恐怕是思想史研究工作中的最起碼的唯物主义态度。近几年来,我国思想史界有过两个規模較大的討論——对老子和孔子的討論;在討論中,除了一种主要傾向是有些人忽     

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最快

关于生产資料优先增长的問題,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书这样写:“制造生产資料的生产資料生产要此制造消費資料的生产資料生产增长得快些。因为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第一部类的資本有机构成比第二部类的資本有机构成一般来說提高得快些,所以第一部类的不变資本部分也此第二部类的不变資本部分增长得快些。”(见于光远苏星主編:《政治經济学》〔資本主义部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5頁)在这个問题的討論中,对列宁在《論所謂市场問題》所写的“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資料的     

对计件工资制争论问题的一些看法

大躍进以后,我国各地在計件工資制問題上展开了热烈爭論,就其爭論的主要焦点,不外以下几方面: 1.大躍进以前,我国为什么实行計件工資制?对它的作用应如何估价? 2.58年为什么取消計件工資制?取消的对不对? 3.对計件工資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極作用及其弊端的看法。在这个問题上,分歧最大,牽涉的方面也較广,爭論焦点也很明确。如: 在計件工資制的性質問題上,有人认为,“計件工資制是資本主义性質的,它既害生产又害人”;有人反对这种意見;但也有人說:“又是又不是”; 对計件工資制体現按劳分配原則的作用方面,有人說是“最好形式”,有的說是“最坏     

论猛安谋克在女真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猛安謀克在女真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我研究有关猛安謀克制度的几个問題中的最后一个題目。在研究这个問題之前,我曾先后写了《論金代猛安謀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金代奴婢問題的研究》《关于女真族“牛头地”問題的考察》以及《猛安謀克与民族关系》等問題。可以說,本文是对以上一些問題作了基本探討之后     

漫谈《马氏文通》

《馬氏文通》是1898年(清光緒24年,戊戌年)出版的,今年(編者按:指1958年)是它的出版60周年。著者馬氏,名叫建忠,字叫眉叔,江苏丹徒人。他的生卒是1845年-1900年。关于他的生年无問題,他自己也曾經在他著的《适可斋記言記行》的“自記”也就是自序中談起过。关于他的卒年,說法不一:有《馬氏文通校注》等書說他死在1899年,也有《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資料簡編》等書說他死在1900年。我們曾經将这問題请問熟悉馬氏     

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两个问题——与蒋振云、尹世杰同志商榷

尹世杰同志先后在《江汉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二期和《学术月刊》一九六四年第六期发表的文章中,論述了生产資料优先增长与发展农业的关系。蔣振云同志在《学术月刊》一九六三年第八期,发表了:“生产資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否包括农产品中的生产資料”一文。讀后有不少收益。同时感到还有值得商榷的問題,特提出来向尹、蔣和其他同志請教。     

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

(一) 太平天国革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特别是它以拜上帝会的名义倡导革命,这是一項不容忽视的特点。如何估計太平天国革命中宗教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来理解拜上帝会教义和革命思想的关系?如何来認識拜上帝会和基督教的关系?这都是些重要而复杂的問題。这些問題牵涉到总結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訓,牵涉到我們对农民战爭和宗教问题的認識。西方資产阶級中国历史研究者们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問題有着形形色色的看法。有人說:它的宗教“內容溯源于耶穌教”,但“它是极端中国式的”。又有人說:“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基督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李超桓教授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前中山大学教授、經济学家李超桓先生最近应广东經济学会邀請,向部分經济理論工作者作了关于《資本論》几个問題的学术演讲。李教授认为《資本論》的研究对象就是馬克思在初版序文中所說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目前經济学界中有关这个問題的爭論,是由于对这句話的解释不同引起的。他訊为中文版对这句話的翻譯沒有錯。英文版把“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譯作“生产和交換的条件”,意思还是一样,因为这里所謂条件指的是社会条件,生产和交換的社会条件也就是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现在的問題     

关于理论工作面向农村的问题

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我国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因为这个問題牵涉到为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服务的大問題;牵涉到如何建設一个强大的国家問題;也牵涉到如何在我国不出或少出修正主义、挖掉資本主义老根的大問題。毛主席很早就号召我們到农村去。他說:     

從形式逻缉的研究对象上看它和辩证逻辑的关系

自1950年苏联哲学界展开对于形式邏輯的对象,以及邏輯和马克思主义辯証法,或者說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的关系的問題的討論以来,現在为时已經六、七年了。在这期間內,于1951年,苏联“哲学問題”杂志关于邏輯問題的討論也曾作了总結。我国哲学界几年来对于这个問題也曾发表过一些研究論文。一般的說,占     

必須正确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討論中若干方法論上的问题和平心先生商榷

平心先生在关于討論生产力性貭的文章和发言中,提出了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有不少問題,如所謂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都涉及到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及其辯証关系等根本理論問題。同时,在論述上也涉及到馬克思主义方法論上的若干問题。据平心先生說,有些人之所以不可能接受他的关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生产力的“自行增殖”等“科学主張”,是“因为他們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既不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統一,又不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別”,可見,关于生产力性貭問題的論爭,是与如何理解和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不过在这一埸論爭中,究竟是誰真正的坚持了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呢?又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惯”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討并提出和平心先生商榷的問題。在討論之先,我同意平心先生提出的,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則。平心先生說: “在进行討論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共同准則,就是为了使各方面的意見尽量明确,必須集中研究已經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不要一味纠缠在个別字句上,否则不仅不易使討論深入,而且可能糊涂問題的实质,分散討論的力量。”我十分同意这样一个准則。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准則,作一点說明:既然我們討論的要求,不要“糾缠在个別字句上”,而要使不“糊涂問題的实质”,那么在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上,我要提出和平心先生討論的,不在于誰口头上或“个別字句上”是否承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而在于实貭上如何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一辯証关系。就平心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和发言来說,虽然也說过不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辯証統一”之类的話,但是这还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是正确的理解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辯証关系,也不足以証明平心先生沒有在实貭上混淆或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关系。所以,根据这一准则,我們的討論,的确不应該停留在“字面”上,更不能停留在“个別字句上”,而必須进一步探討其理論的实质。但是遺憾的是,我觉得平心先生自己有时并沒有遵守自己提出的准則。例如平心先生在《四論生产力的性貭》中說: “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是,你(指謝昌余,下同——引者)說我在‘字面上’还一再申述是重視这种作用的(指生产关系的作用——心),足見你多次讀到我所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或束縛作用一类的話。不管你所說的‘字面’命意如何,有了‘字面’不就有了駁倒你的誣告的鉄証么?”我認为平心先生的这种态度是武断的,是缺乏学术討論所应有的态度的,也是違背了平心先生自己所提出的准则的。因为平心先生如果要証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就同样不能借口有了“字面”就有了所谓駁倒“誣告”的“鉄証”,而必須从“主要問题”和“基本論点”上,从具体的理論分析上来弄清“問題的实质”。所以,我必须再次說明,我現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辯証关系問題,提出一些意見和平心先生商榷,主要的也不在于平心先生是否在“字面上”承認这种辯証关系,而是力求从平心先生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論点”上,进行具体的理論分析,以便弄清楚在理論实质上,究竟是如何解决它們之間的辯証关系,究竟是誰“囿于非辯証的思考习慣”?这一点,想平心先生是不会有所异議的。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文艺界在一些文艺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例如現实主义問題、历史剧問題等),或在剖析文艺形象的爭論中(例如《阿Q正传》、《金沙洲》等),都涉及甚至归結到对典型問題的不同理解。为了进一步对典型问題作广泛深入的討論,現将近几年来关于典型問題的討論进展情况結合个人的認識作一概述,供大家参考。关于典型与共性典型的共性問題探討最多。原因在于資产阶級“人性論”在这个問題上提出挑战,需要給予反击。同时,典型的共性关系到形象內容和作品思想,关系到对整个作品的評价。批判“人性論”,肯定了典型的共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阶級性。由此要解决的新問題是:每个形象都具阶級性,典型形象在阶級性上有否特殊規定? 有人認为,典型的共性是阶級性的最集中、充分的表現,典型是阶級的代表。这类意見需要排除的困难是:①最集中、充分地表現阶級性,是否就是典型的共性等于某个阶級的全部阶級性?如果等     

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質的几个問題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質,这是个爭論已久的問題了。对这个問題大致有三类看法:第一类是单純农民战爭說,持之者有康右銘等同志①;第二类是資产阶級性的农民革命說,持之者有郭毅生等同志②;第三类是单純农民战爭兼具資产阶級革命性說,持之者有袁定中等同志③。第一类意見主要从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阶級成分着眼,是一种传統的看法;第二类意見主要从革命任务和客观影响着眼,同时又强調市民力量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新的看法;第三类意見是在两类意見展开爭論后才明确提出的,它認为:从沒有先进阶級領导这一角度而言,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单純的农民战爭;但从反对外国資本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及在客观上为資本主义开辟道路这一角度而言,它又带有資产阶級革命性質。这是一种比較全面的看法。以上三类意見的提出,对于我們进一步研討太平天国革命性質問題很有帮助。     

关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问题

我国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的所有制形式?它和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換、分配、消费等等的关系怎样?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趋势又怎样?它的发展对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換、分配、消费等等可能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关于这些問題,人民公社虽然成立不久,但已經提供了一些答案,它的现况以及发展趋势,也为我們研究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以及与此有关的問題,显示出一定的客观条件。特別是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为解决上述問題提出了十分正确和具体的指示。本文只是作者在学习了这个决議以后,就上述問题,谈谈个人的初步体会。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争论

目前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中,对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作用問題引起了热烈的爭論,这里,仅根据我們所了解到的情况,把有关爭論的問題和看法归納如下,供大家討論参考。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問题 (1)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的存在。由于人民公社的生产資料和产品都属于某一公社的集体所有,因此在国营企业与人民公社之間,公社与     

对“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一点理解

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問題,是一九五七年二月間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讲演中,当作我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性問題提出来的。当时,我們国家的經济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主要的是:第一,在农业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即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第二,在工业方面,經过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建設,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这样的情况說明了什么? 一方面,它說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济制度經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另方面也說明了我国的工业建設正朝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前进。但是,这种新的形势,     

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必须批判

目前史学界开展的对資产阶級学术思想批判中,曾經討論过历史地理这門学科中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問題。在討論中,曾就考据問題、地理环境作用問題、民族研究問題、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学习馬克思主义和“破”与“立”等問題,展开过辯論,为了辯明真理,我想就上述問題,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和大家一起討論。     

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问题驳梁漱溟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这一問題的重要性,毛澤东主席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已經作了經典性的闡述。毛澤东主席写道:“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結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响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結我們的真正朋友,以攻击我們的真正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灵活的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国家的資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問題的学說,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問題,并創立了关于这一問題的科学理論。但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級、官僚資产阶級和外国帝国主义忠实代言人的梁漱溟,却根据他极端腐朽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問題的科学理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誣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胜利。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事实,无可辯駁地証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問題的理論的正确性。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已經給梁漱溟作了結論。梁漱溟的全部“理論”和实践都完全破产了。但是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在我国社会上和文化学术領域中、还有着一定的恶劣影响。因此,我們必須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以及它在我国社会上和文化学术領域中的影响继续进行彻底的批判。     

土司职称及其演变考释

我国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設置土司制度一事,在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土司的設置和土司称謂的演变,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是一个必要的課題。但关于土司的称謂这一問題,至今还是众說紛紜,本文拟就这一問題作一些考释。江应樑先生于1958年出版了《明代云南境內的土官与土司》一书,书中将土官、土司当作两类职称而加以区別,可以說是开土官土司两类說之始。該书在論及土官、土司的区別原因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