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失灵层面剖析

在西部发展面临要素禀赋缺失、结构刚性、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选择政府配置资源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使西部经济在短期内达到较低水平的经济均衡。但是,由于政府缺少资源效率最大化动机,对微观经济信息占有缺失,缺少激励和约束刚性的产权条件,经营决策难以实现风险分散化原则,因此,从长期看,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必然是一种低效率的选择。当前,解决西部大开发新问题的关键是克服政府失灵,根本途径是转变政府配置资源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资源配置方式要彻底打赢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攻坚战;取消对投资西部的民间资本的所有制歧视;恢复公共产品领域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把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行政化配置转变为市场化配置;实现政府行政职能从管理型职能向服务型职能的转变;将政策性制度安排转向法律性制度创新。     

东亚经济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

二战后东亚经济体制经历了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变,东亚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是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制度创新的结果。本文考察了东亚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特点,形成颇具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将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导向型的国家干预巧妙地结合起来,比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更有效率。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塑造了微观市场主体,也为工业化的重大进展提供了市场制度保障,从而使东亚经济快速成长并跻身新兴工业化行列。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公共行政

政府制度创新是世纪之初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主题。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国围绕政府职能、组织机构、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建设、管理现代化等方面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些改革较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发展之要求是远远不够的,仍需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要切实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之规范,致力于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的全面创新;要逐步告别线型组织体制,不断促进以“地方为主”(localness)的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形成;要以企业家精神影响和推进政府改革,使之具有信息社会所需要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对相关义务的承诺,全面调整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行模式。     

为增长而控制——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

在地方政府能够控制土地的条件下,地区竞争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放弃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也促使它转向控制土地.地方政府控制土地的原因,是为了降低其自身承担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成本,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其参与地区竞争的能力.因此,在中国,地区竞争没有导致地区经济体制演变成单纯的市场经济.而是演变出一种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即地方政府对整个地区的统一经营与私人企业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非公有制经济与西部大开发

一、对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中央发出西部大开发的进军令之后 ,西部各地区正确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能否成功取决于西部地区能否加大制度创新的强度。在制度创新中 ,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与秩序形成、政府行为的规范与职能的转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成为关键之关键。要完成这些关键性的创新活动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 ,应该改变目前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 ,下大功夫、放开手脚发展西部的非公有制经济。目前西部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不仅落后于东部地区 ,也落后…     

试论机构改革中的职能转变

实施西部大开发,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来自良好的管理,良好的管理来自政府职能的转变。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要实现这个转变。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密切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客观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机构改革,也是当前经济发展对行政管理体制提出的必然要求。     

政府规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

政府规制是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对规制对象所采取的对进入、退出、价格、投资等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行为,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它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补救,市场自由竞争下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只有在政府规制这只强有力的手的规范和制约之下才能实现。为了建立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规制改革仍然需要深化,一方面,要改革规制机构,优化规制体制;另一方面,要创新规制方式,规范规制行为。在吸取西方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实际,深化改革,实现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协调发展。     

对于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税费改革进程的推进,现行县乡财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县乡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政府级次过多、转移支付不够规范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县乡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应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适当精简或虚化乡镇政府级次,并配以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进“乡财乡用县管”改革。     

试析政府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多次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但每次改革以后不久又会重新出现机构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拥有巨大惯性的原经济体制的制约。即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置并不是人们主观意向的结果,而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虽然说,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又有赖于市场和社会质量的提高;但市场和社会质量的提高最终仍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呼唤着政府机构的改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且深入的改革——“政府主导”是模式还是改革对象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题。转变增长方式包含诸多内容,是一个系统工程,须全方位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深入分析。转变增长方式包括: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消费支撑型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节能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也有其重点,关键是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政府退出资源配置,宏观调控必须被约束在合理的限度内,国有经济必须回归本意,金融必须作为市场机制而作用,政府作用受法治社会约束等。     

文化因素与浙江经济体制变迁、经济绩效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20余年以来,与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浙江既是一个富于制度创新冲动的地方,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浙江产生这种现象从而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因素,也有文化的精神的因素.本文试图对在浙江的经济体制创新并因此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文化的、精神的因素的作用进行探讨.     

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思考

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具有难度的问题,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从多方面入手解决难题。一方面,乡镇政府要大胆改革管理体制,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创新管理方式,建设成服务型基层政府;另一方面,要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下放行政权力,改革财政体制和对乡镇政府的绩效考核制度,使乡镇政府的权责对等、事权与财权对等、考核的内容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一致。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几种制度因素进行度量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9个样本地区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产权多元化和市场化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在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对于中西部地区,政府适度干预有助于经济增长,总体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水平呈倒U型关系。     

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

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对于当地改革进展和经济发展绩效影响极大。浙江经济在改革以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创新、基层政权组织的主动支持和地方政府的保护性默许,这三种因素的组合构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网络。在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这种创新网络也应相应更新和完善。自发创新为主应向自觉创新为主转换,试点突破应向系统整合转换。降低制度成本,健全经济秩序是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条件     

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变迁分析

财政公共有三个基本规定 ,人类历史上经过四种财政制度的演变与传承。公共财政是一种财政制度 ,是民主财政 ;公共财政的生成与现代民主政治体制 ,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 ,它们互为前提 ,互相促进 ;财政民主是通过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政府预算制度实现的 ;预算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政府财政活动的机制 ,作为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现代经济社会政府配置资源的机制 ,作为公共管理体制的一部分是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 ;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就是要按照财政民主的要求重建政府预算制度 ,它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论政府行为的市场导向与制度创新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市场化发展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政治体制的变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造成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效率之间的明显差距.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互动增进”,关键在于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政府行为或运行方式的制度创新,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实现以法治国、制度先行的治国方略.     

东西部地方政府创新制度化能力及其可持续性的实证比较

以地方政府创新制度化能力以及创新可持续性的概念为基础的对东西部地方政府创新制度化能力及其可持续性的实证比较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创新制度化的能力并不显著强于西部,各地区的制度化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稳定特征及稳定趋势;各地所进行的创新更多的是问题导向型或探索型创新,西部地区则是一种跟进式创新,东西部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中等偏弱;在创新内容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可能关注公共服务方面的创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更多地从"私域"内的竞争转向公共领域内的竞争。     

论政府创新的若干基本问题

政府创新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政府创新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类。要有效地推进政府创新,必须处理好四重关系,即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与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关系,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提高行政效率与改善政府服务质量的关系,保持政府政策连续性与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     

地方政府土地调控行为与地区经济差异

长期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使土地资源逐渐游离出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土地资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引资的重要筹码。由于中央政府完成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可能面临巨大的创新障碍和漫长的改革期限,而且地方政府又存在提高地方财政能力和辖区增长双重压力下的体制冲动,导致地方政府围绕土地资源展开博弈。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乏力与土地绩效评估机制的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博弈对地区经济发展将造成重要影响。加强土地资源利用中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平衡地区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加入WTO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加入WTO后,对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适应WTO的要求,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取向,减少直接行政性管理,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