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满幸福与非完满幸福——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双重含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从外部条件、内在标准、幸福的双重含义、幸福与外在的善四个维度探讨其幸福观。其中,幸福的双重含义: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是他重点阐明的对象。他把灵魂分解为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德性分化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基于此,推导出幸福可分为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假如从完满幸福和非完满幸福两个视角来考察,我们可以整体、逻辑、连贯地解读《尼各马可伦理学》,也可以消解"综合论"和"理智论"之间关于亚里士多德幸福内涵的理论分歧。     

康德与荀子德福统一论伦理思想比较

康德的德福统一论源于对传统德性论的继承和对幸福论伦理思想的批判,有着充分的抽象性与宗教性特征。荀子的德福统一论则基于改善社会伦理秩序的现实需求,总体上具有现实性、工具性特点。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德福统一及其现代启示

对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将德福完全统一起来,认为幸福至善,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康德认为德性的目的在于配享幸福,至善在于德福统一。两种德福统一存有较大区别,在统一路径上,亚里士多德从始至终将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达到德福统一,康德则是先将德性与幸福分离开来,然后引入三大公设,通过至善的方式将德福统一起来;在对幸福实现途径的思考上,源于经验层面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是指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幸福,而康德的幸福理论充满宗教色彩,致使今生实现难度加大。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道德中间状态对德福关系的证伪

在道德中间状态或者说不道德状态,道德自身是未完成的,而幸福又是自在自为的,道德与幸福之间根本谈不上一致或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在道德中间状态,探讨德福一致或者不一致的问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在道德中间状态,德福一致或不一致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道德信念追求的德福一致只能是一种设定.这种设定出自于人们之间良好的友谊.     

美德与幸福:有益、阻碍抑或同一

美德伦理自其萌芽伊始便是一种幸福伦理,以追求并实现一种属人的幸福为其鹄的。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伦理思想家们在美德与幸福关系上的探讨,可以归纳为"有益论"、"阻碍论"和"同一论"三种形态。其中,"阻碍论"存在较大的偏颇,"同一论"则只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的探讨,它们二者都可以说是一种极端。"有益论"是比较合理的看法。虽然我们的探讨主要还只是学理性的,但它至少表明,人们以美德来求得幸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双峰并峙——荀子的幸福形态

荀子承续"孔颜之乐"所奠定的儒家德性幸福传统,始终坚持了德性至上原则。但与孔孟主要侧重于精神之"乐"的幸福观有所不同,荀子明显地提升了功利幸福在儒家幸福中的地位,进一步确认了功利幸福的合法性、合理性。荀子的幸福观无法摆脱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内在紧张,但荀子致力于调解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对峙状态,最终也实现了二者在一定意义上的融合,从而完成了儒家幸福观由"一枝独秀"到"双峰并峙"的折变。     

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关于幸福内涵的一点探索

文章对幸福的内涵作了新颖的探索,认为幸福是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的统一体,外在幸福是指主体所欲求的对象或目标的满足,从满足内容上可分为生理的幸福、安全的幸福、爱与归属的幸福、尊重的幸福和自我实现的幸福,从实现满足的途径上可分为事业、爱情、亲情、友情、闲暇和自我六个方面的幸福。内在幸福则是因这种满足状况而产生的良好的精神状态,分情绪、认知和境界三个层次的幸福。最终决定内在幸福的是主体的自我,自我分肉体自我与精神自我,精神自我在追求外在幸福时,反映为外向性自我;在主导内在幸福时,反映为内向性自我。自我幸福是外在幸福与内在幸福的交汇点,是人生幸福的根本。     

幸福文化:高校创业教育的文化支点

创业能力本质上是幸福能力,创业型人才本质上是幸福人.幸福文化的道德性和价值性、创造性和追求性、精神性和超越性是创业教育转型创福教育的文化支点.创业教育的幸福转型需要超越就业途径的路径依赖追求创造性幸福、超越经济人假设追求幸福人、超越财富崇拜追求德福一致.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古希腊伦理学家尽管对幸福是什么有不同理解,但大都认定幸福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并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与以感官快乐或以德性自身为幸福的思想学说不同,主张快乐与德性相结合,并相应地强调公民个体幸福与城邦幸福的一致性,其思想学说具有综合、整合的性质,因而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幸福论思想的历史考察是研究幸福问题的重要视域,对于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德性的力量及其限度——兼论康德道德问答法的教育意义

本文首先澄清了"德性就是意志的道德力量"的涵义,并且阐明了康德德性论的基本原则;其次讨论了康德对道德命令和实然命令的区别,以及对传统幸福论伦理学的批判;再次,揭示了康德道德命令向道德公设"退缩"的独特涵义:德性的力量是有限度的.最后,文章论及康德的道德问答法之于道德教育的启示.     

康德幸福观及其对我国建设幸福社会的启示

康德从幸福较之道德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主观感受性的自然层次概念出发,给予了幸福必须要以道德的普遍法则为基础才能体现人的理性、自由之尊严的价值定向,同时,康德以德福一致的合理希望为根据,为实现幸福构造了一个理性信仰。康德的幸福观对当前我国建设幸福社会的启示：建设幸福社会应该以建构幸福文化为先导;建设幸福社会应该以建构一些普遍的法则为基础;建设幸福社会应该注意建构一种坚实的共同社会信仰。     

论孔子德性幸福的三种形态

"孔颜之乐"是儒家幸福的典范,但却不是孔子德性幸福的唯一形式.孔子的德性幸福观涵盖纯粹德性幸福、抽象德性幸福、现实德性幸福三种形态,始终坚持了德性至上的原则,纯粹德性幸福摒弃功利幸福,抽象德性幸福超越功利幸福,现实德性幸福把功利幸福作为德性完善的副产品.三种形态德性幸福的统一体就是孔子完整形态的德性幸福,既有作为理想追求的幸福境界,也有现实可及的幸福生活,从而奠定了儒家德性幸福的基本格局.     

罗国杰“新德性论”思想的价值旨归

罗国杰先生的"新德性论"思想展示了新颖、独到的理论特点,其观点在伦理学学科建设、美德内涵和道德理想概念的完善、人的德性的培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幸福的道德评价

真正的幸福在实现的过程中要考虑道德因素。幸福是符合德性的现实活动。在实现个体幸福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整体幸福;物质快乐并不等于幸福,纵欲之快乐使幸福走向反面。     

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幸福与德性

幸福与德性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自古至今,人类围绕幸福与德性展开了各种对话。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伦理文化中,随处可见有关幸福与德性的话题。虽然是两种异域异质的文明,但对幸福与德性的理解却有相通之处。     

“天人相分”的人生幸福何以内在超越——论荀子的幸福境界

在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范型中,人间幸福逐步摆脱西周以来的神秘性天命的主宰,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被提升到"与天地参"的高度。由于更加重视作为主体的人在治理万物、实现幸福的过程中本质力量的发挥,荀子幸福观的内在性获得了更为具体和现实的展开。它不仅表现为"制天命"的人类主体精神,以及对功利幸福在宇宙论层面的论证,同时也表现为道德个体在德性完善和人格塑造中的意志、精神和力量。与孟子先验的性善论有所区别,荀子的德性幸福在"性恶"的理论基点上,经由礼乐、为学和"积善"等后天的教育修养,最终也实现了"与日月同光、与天地相参"的理想境界,从而延续甚至提升了儒家德性幸福的超越性境界。     

马克斯·舍勒论“幸福与伦常”

康德伦理学的出现让"幸福与伦常"的古老问题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康德拘于感性—理性的二元论将幸福与德性割裂开,认为两者间不存在本质联系。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对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进行了批判,并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对道德情感与幸福、幸福与德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重新回答"幸福与伦常"的古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