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韩贞日用良知思想简论

良知思想是韩贞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秦州王学一样，十分重视良知之学，并在继承王艮等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韩贞认为，良知先成，人人本有，自然活泼，自任主张。同时，韩贞提出了“触处皆真”的观点，并将良知与日用结合起来，倡导日用之学。此外，韩贞反对陈言，他认为，良知在当下，所以他强调“刻下”功夫。一方面注重在事实中学习，另一方面强调在实践中学习。     

王栋良知思想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他与王艮一样，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他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王栋良知观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走向自由乐感境界的“圣人”:阳明心学的审美之维

王阳明在反思“天理”给人带来的紧张对立基础上,建构起以“心”为本体、本源的心学理论体系。阳明心学旨在倡导人们在心上做工夫,存天理,去人欲,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最终成为“圣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是人欲尽除、良知昭然之人,圣人爱无等差、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圣人境界指向审美境界。当人进入了审美的圣人之境中,“良知”复得,与物一体,与物无对,心中毫无贵贱之分、得失之计较,人由有限进入无限,“乐”油然生于内心,而此“乐”乃超越七情的精神之乐、自得之乐,所以作为审美境界的“圣人”同时又是一种自由的乐感之境。阳明心学以成“圣”为指归,不仅揭示出中华美学具有人生美学的特质,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引导人们超越种种束缚、强制而走向无限、自由,感受超越的精神之乐。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试论丁若镛的天理人欲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认为朱子的人欲观是消极的,天理、人欲具有二元论价值体系,主张人欲是人所固有的要素,而且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朱子与茶山在天理人欲观点上的不同,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看法上的不同,即朱子主张“性即理”,而丁若镛主张“性嗜好”。     

"心"的流变——中国近世思想曲折发展的内在脉络

明清思想曲折变化的核心是“心”的流变。在明初对天理的践履中,心性的个体因素也逐渐突显。作为宇宙准则的道心被人心所取代的结果,必然是人欲以潜在的形式从内部瓦解以天理为中心的架构。明中叶思想家所倡导的良知,虽仍然以潜隐的至善为根本,但由心到身的过渡必然引入以人欲为理之基础、以真假代替善恶的哲学命题。这新的哲学命题中实际上蕴涵着对民生的关注和对专制政体的批判。清代思想家对情欲的新解表明,天理的流变已经不可逆转,近代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必然的视角看戴震的新伦理观

本文以清代中叶为思想背景 ,对戴震新伦理观的一个侧面———自然、必然思想进行了评述。戴震的自然、必然观 ,是其理、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注重人的自然情欲 ,主张“体民之情 ,遂民之欲” ,是对程朱理学“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思想的无情批判。充分表明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社会进步意义 ,同时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     

王襞心学思想概述

王襞继承了王阳明及其王艮的心学思想,大讲心之妙用。他认为良知是由“心之体”发出的知觉与本能,具有自发自导功能,所以他特别强调良知对人的主宰作用。王襞还把泰州学派的“乐学”之乐,解释为顺应心体的自然流畅之乐,从而把泰州学派的乐学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良知之性的活泼性,反对一切束缚,主张率性而行。此外王襞的心为主宰、率性而为的主张,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并形成了他特有的人格特质。     

“天理自然流行”：程朱“天理”的三大特点

程朱哲学体系中的“天理”无方所、无时间,但具有客观性。所谓客观性是指天理可以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天理是宇宙生命共同体的道德根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善”。程朱以天理说仁,其中蕴含仁是人类自然权利的特色。仁作为先天的自然权利,属于“天理自然流行”。人拥有自然权利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是人,这决定了人虽然是有限的个体,但先在性赋有这一权利与自由,自然权利先于人世间的法律与社会制度。     

何心隐人欲观论析——兼及中晚明人欲观之流变

中明时期,王阳明及王门诸子对人欲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倾向:一是着眼于人的本质属性,认为至善的良知本来"无欲";二是扩大"天理"的外延,使之涵盖"人欲".何心隐较为全面地探讨人欲问题,从正面肯定了人欲,并提出"寡欲"和"育欲",主张对人欲进行引导,以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李贽又继承并发展了何心隐的人欲思想,提出"各遂其千万人之欲",从而对晚明人欲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顺民之欲富民而治

所谓“人欲”,不外乎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生老病死的事,是民众求生存、求发展、求富裕的基本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并非与“天理”不相容。“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为官吏,无论是讲廉政,还是讲勤政,首先要理解和尊重民众的基本欲望,顺民之欲,富民而治。要“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欲与情：“以自然之为美”——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逻辑结构

关于欲与情,李贽首发“以自然之为美”的宏论,其所谓“自然”包括四个维度：首先,根本指向是承认“欲”的自然正当,为个体私欲即生命主体的感性欲望正名,反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主导思想;其次,“情”以欲为源,不齐之自然人欲的流行发用生发不齐之自然“物情”,打破发乎情、止乎礼的礼教传统;再次,任情从欲即为自然,把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和情感的快适即“真”视为超越世俗美丑判断的新标准;最后,“童心说”强调文艺创作应是“自言”、“自文”,实为自然之“真”的具体落实和集中体现。这些,构成了李贽自然人性论哲学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王艮与王阳明良知思想对比

王艮的良知思想继承了王阳明良知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在很多方面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增添了良知思想的平民化特色。这种良知思想经过泰州学派的发展,对明末的人性解放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

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 ,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 ,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 ,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 ,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并非根本对立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