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适意与真情--对魏晋士人人格的再解读

魏晋士人素以“狂狷”著称 ,这是他们特殊的地方 ,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同时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的追求者和维护者 ,他们以另类的方式体现了儒家一贯倡导的“尽善尽美”的理想人格 ,在他们身上迸发出特异的人格魅力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士人心态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而<世说新语>作为该时期的语言及人物镜象,反映出魏晋士人以人格、自尊、自我为导向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但对生命价值实现方式的错误选择最终导致了生命意识的残缺.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兼论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这一时期的女性也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有才识、有个性、有风度,但她们仍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些独特的女性形象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论《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钟情山水的原因

<世说新语>频频记载魏晋士人钟情山水、雅好游览的生活.士人这种文化情结生成的主要原因是其生命意识觉醒的结果;隐逸遁世的需要又导致山水田园游风气的兴起;玄学的感召,也促成士人从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     

《三国演义》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探析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知识群体士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人格表现,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审美理想.这些名士崇尚自由,超然世俗,率真随意而风流自赏,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大我情怀,也有弃世独享、自我陶醉的道家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适度互补,这为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无论是三国诸书作者还是三国人物都带有魏晋风度的痕迹,其间,孔融是极具代表性的.     

论《诗经》士人文化主体精神与社会认同

《诗经》时代的"士"是一个"阶级"、也是一种"职业"。由于社会的变革,"士"阶级不断扩大,在理性觉醒和时代精神感召下,具有文化知识的士人阶级渐次形成并走向政治舞台,体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本思想和"德政精神",由此一种新的士人主体文化精神形成并在社会践行,成为社会文化核心精神。民本思想的显露,疏远了神权巫术,承认了人的至高无尚作用。士人的新思想、新观念朦胧性的成熟及人格理想的形成,同充满活力和野心的时代相结合,得到了社会认同。而诸子百家思想就在这士人文化母体中孕育并形成。     

葛洪《抱朴子内篇》与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论析

魏晋士人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此时,修仙成为他们探索生命的一种方式。葛洪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家,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的重要著作。它反映了神仙信仰,体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永恒与精神自由的生命意识。     

元明之际金华士人的身份认同与文章观 ——以危素《金华柳先生文集序》为中心

金华学派自许谦后,柳贯、宋濂、戴良等人由理学家转为文人,这是从黄百家开始学界对金华士人递嬗特点的普遍认识。但是,对士人人生遭际的表层印象并不一定符合士人主观的身份认同。就柳贯、宋濂等人的行藏与撰述来看,他们或仕进艰难、才不见用,却意外以文学显名;或世不可为,不得已操觚撰述以载道。他们都以儒者自命,坚守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或出仕行道,或尝试寻找儒与文的折中点,具体到文章观上,就是主张"道之文",坚持为道德仁义与礼乐刑政立言。虽然在方式上有所妥协,但积极行道的用世精神却从未动摇。     

以道自任与以道自重——易学影响下的宋代士人人格精神

儒家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成就君子人格,易学是宋代显学,宋代士人既从易学的研读中汲取人生智慧形成君子人格,同时在易学阐释中表达他们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宋人极具张力的君子人格是刚柔并济,而又以刚为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倡导“以道自任”的敢于担当的责任人格,而又不乏“不事王侯”的自由人格;强调“以道自重”的人格独立,而又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得君行道”的现实依附性。这些与易学的研读与阐释具有一定的关联。     

无根的抵达——从《抵达之谜》看奈保尔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在他的高度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中讲述了一个具有双重移民背景的天生流放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苦苦追寻自我身份认同的艰难历程。文章从社会学和后殖民文学批评视角再现了作者在此历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原本期望找到精神的归属地,在实现自己的作家梦后能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然而,在三番五次的"抵达"后,却发现依然身似浮萍,体验的是希冀和焦虑、欣悦与痛苦的各番轮回。     

“社会性自我”的同一性危机与自我重建——儿童“特殊行为”的意义阐释

“发现儿童”之后如何“理解儿童”是广大教育研究者们一直思考研究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则聚焦儿童的某些“特殊行为”，从儿童丰富的情绪体验出发尝试理解他们的行为意图。研究发现：“特殊行为”是教师作为他人的立场判定的，儿童“特殊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其原有的自我同一性失衡断裂的危机，儿童采取这些“特殊行为”是为重建自我同一性进行的尝试。这启示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当关注与保护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注意引导儿童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我”。教育工作者应当对儿童的“特殊行为”从儿童情绪体验意义出发，站在儿童立场上进行理解，切忌妄加指责，贴上道德标签。     

“职业”与“身份”夹隙中的明代士人群体——《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评介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塾师的社会规模与构成、生计状况与职业生存观念、职业生活及其社会活动等内容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该书使我们透过"身份"与"职业"的夹隙,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明代塾师群体的真实生活样态,以及中国近世士人群体演进的内在趋向。     

禄利诱因下西晋士人人格冲突范型的文本关照——对读石崇的《王明君辞》和《楚妃叹》

《楚妃叹》和《王明君辞》是石崇仕宦前后两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诗中分别对其早期仕进中得意时心生"身名俱泰"的理想和晚年仕途挫折时的抑郁不平而致的归隐之念都予以了折射.这种于乱世中汲汲功名下的亦隐亦宦的焦灼终其一生.而对钱财的极度噬敛与挥霍中,以石崇为代表的西晋士人却很好地找到了一味麻醉、调和自己的药剂.人格冲突亦在禄利观的照耀下而备显时代的风流与倜傥.     

游离于“美丽世界”的边缘人——论《美丽曲线》中尼克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

英国当代作家艾伦·霍林赫斯特获奖小说<美丽曲线>中主人公、同性恋者尼克向往上层社会的奢华与美丽,在学生、审美专家等身份的掩盖下成功跻身上流社会圈,但其地位从未稳定,他游走在"美丽世界"边缘,充满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这体现在"方向感的丧失和定位的偏差"、"个人语言的丧失"、"道德框架的塌陷"、"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及"焦虑感的增强"等不同层面,为特定时代、特定文化做出了独特注脚.     

在启蒙者与地之子之间的徘徊——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下的五四乡土叙事

五四时期文化的剧烈碰撞与急剧转型,使乡土作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突,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批判与眷恋的纠结中,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作为启蒙者,他们决绝地走出故乡,到异地去寻找现代文明;但地之子的印记又使得他们无法决然斩断与故土的血脉相连之情,这种＂亦此亦彼＂的身份困境使他们的作品产生了复杂的张力。     

魏晋文学史的原生态视角——以《世说新语》与魏晋文学的关联性研究为例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研究时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考查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启示意义.把上述文学现象置入《世说新语》所提供的"原生态"环境中,或能加深对魏晋文学演进的整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