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平、效率及其辩证关系的再思考

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需要将追求效率与追求公平内在地结合起来,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仅要体现在再次分配的政策安排中,更应该落实在初次分配的制度实践中,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对于将不可避免的收入差距保持在合法和适度的范围内更为优先和直接.效率是经济正义,公平则是社会正义,强调效率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就是要实现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趋同.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     

论分配正义作为人权的体现

分析认为,分配作为利益重新配置的手段,关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相关比例和效果的实现程度,将正义赋予分配当中,则体现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而这种正义性则完全和最终体现在了公民或人民的基本权利当中,是个人付出与回报、认可与被认可的表现形式.分配正义既是个体权利的需求,也是个体权利的保障.     

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在偏私与同情之间--休谟道德学的人性论特征

通过对休谟的著作《人性论》和《道德原则研究》的对比研究,指出休谟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看法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总体上看,休谟认为人的道德本性处于偏私与同情之间;具体来看,休谟把偏私与同情看成是推动人类正义社会形成的两种基本力量。休谟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看法的基本意义在于提出了两种看待社会的视角。     

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

在社会正义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从当代西方正义理论范式中寻求建构正义社会的基本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观的解析得出,分配正义内在于权利平等自由,权利自由、过程平等是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理论共同坚守的底线。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本质上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在政治基本价值体系中排序及其正义与善关系之争,争论背后的焦点则是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追问。     

休谟的正义观述评

本文讨论休谟的正义理论。指出正义起源于人性的有限慷慨与资源的相对匮乏;正义的主要作用是确立财产权;正义的有效实现依赖政府保护;同时指出休谟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自然的德”抑或“人为的德”——从休谟的正义性质说谈起

休谟把一切德区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着重考察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发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在休谟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德”还是“人为的德”,对于人或社会都有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快乐或利益,而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对社会无益是有益的,人们也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考虑才建立起正义法则,公共利益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休谟通过“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比较来阐释他的正义思想,进而确立了正义观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正义理论的历史回顾：模式化抑或多元主义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阿奎那,再到近现代的休谟、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对正义、公平、平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论证。透视其历史脉络,我们就会发现对正义、公平、平等的论述有一种趋势,那就是从对某种东西（善及何种善）的分配的模式化论述转向对多种善、多种原则的多元式考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传承和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即对善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考量与实践。     

分配正义：从亚里士多德、斯密到马克思

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主张中呈现不同的理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深入个人德性与城邦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指涉对人自我本性的教化，奠定了分配正义的政治基础。斯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应得分配观，以一种天然的交换正义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转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从而超越了德性正义和交换正义，形成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正义。从分配正义最初的政治表达转向经济探寻，再至超越传统分配正义内容和形式的生产正义，能够彰显更具历史感的分配正义。     

休谟论爱与正义的关系及其启示

休谟从人的自利和资源短缺的矛盾出发探讨了社会的起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正义的起源,指出自利是正义的原始动机。在深刻分析爱的特有内涵的基础上,休谟认为作为自然情感的爱因其“偏私”性质应是自利的主要内容,因此,他的自利作为正义的原始动机也可归结为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休谟所谓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所强调的是,偏私的爱是正义的消极动机而非积极动机,即正义是控制偏私的爱(自利)的产物,所以,他关于爱与正义的理论给了人们两个重要的启示:其一,爱作为自然情感无法直接产生正义(以及正义社会)；其二,公平的正义(以及公平的正义社会)乃是人类的明智选择。     

功利主义下实现分配正义的现实考量

在承认功利主义有用的前提下,还要实现分配正义,就是把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统一起来,既不能以单纯追求个人福利为目标,也不能以实现社会福利为名侵犯个人福利。这就需要对两个概念都进行修正,以思考创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配哲学,协调宏观经济增长与微观个体分配间的关系。     

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由于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动,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各类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形成,因此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并不等于效率的提高。在效率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提高效率的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尚完全具备的同时,公平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正常秩序被严重扭曲,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普遍蔓延,正在严重阻碍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的实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效率问题,实现社会公平,必须遏制权贵资本的膨胀,借鉴国际上反腐败的成功经验从制度上铲除权贵资本生存的土壤。为此,必须强化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     

社会公平需要公法和私法领域立法的共同维护

社会公平首先是一种法律主体资格上的平等和机会上的平等,首先在于对立法环节作出完善。我国社会公平需要公法和私法领域立法的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公法、私法领域的立法共同维护社会公平;任何合法财产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公法私法保护;加强维护市场秩序、体现社会公平的立法;立法要平等对待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诸主体;立法要鲜明保护农民的权益。     

论物权的正当性与物权法定原则

洛克的自然权利说、黑格尔的意志说、庞德的社会学说、波斯纳的经济说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揭示物权正当性的哲学基础,要正确全面理解物权正当性的内涵,应当从权利主体要求的有效性、权利来源的权威性、权利主体自由的重要性、权利和利益的相关性、权利的道德性以及权利的效率性等方面综合考察.实现物权的正当性,应当将应然的物权法定化(正当化),物权法定原则对实现物权正当性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物权法定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物权正当化的进一步实现.我们应坚持物权法原则定的同时,又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法,在法定物权不能满足正当性要求时,应当及时对法律进行修改.     

论产权正义思想

产权及产权制度的完善或完整会对社会道德良好秩序的维护产生基础性作用。对此,中外思想家有较深入的论述,虽有殊异,但都认识到合乎正义的产权安排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性;产权正义所要求的产权主体的平等性、正当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等思想于我们当今的社会经济改革有着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社会公正及其实现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中国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引起了社会构成因素的多元化及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利益如何分配问题.社会公正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本文在全面理解公正、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及其特征,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社会公正的实现途径.     

财产分配法的基本原则

财产分配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逻辑起点，对全面认识财产分配法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提出平等原则、公平原则、最低原则、差距合理原则、人民优先原则、生产要素贡献原则、按“需”分配原则、预留原则等，并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农民法定财产权保护路径探析

我国农民拥有的法定财产权主要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收补偿权和专业合作社中的财产权.但规范这些权利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要从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收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面健全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从而达到保护农民财产权利、发展农村经济的目标,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基于效率视角对分配正义的理性思考

基于效率视角的分配正义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分配正义一方面是产品的公正分配,另一方面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分配正义既对市场具有补偿性,又允许效率为基础的竞争的广泛存在,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正确的认识分配正义要理解其历史性、公正性及其与效率相联系的公平性。     

还孔孟义利观本来面目──兼论市场经济下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与继承

义利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直接相关,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学术界多认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这是对孔孟极大的误解。从孔孟的言论和行动看,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儒家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两次蜕变,这是孔孟义利观被误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义利观,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和糟粕,批判地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