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     

汉语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每每将“日本文学”理解为日本人运用其民族语言日本语创作的文学,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无意识之中砍去了日本文学的一条腿。事实上日本文学还拥有另外一条腿,那就是日本人用汉语这一外来语言创作的汉语文学,日本人习惯称之为“汉诗文”。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同时运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日据下台湾"现代化"的文学证伪

宣扬“脱亚入欧”和“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殖民者曾将其殖民扩张美化为“文明的义战”,宣称日本的统治将使台湾民众“从地狱来到乐园”,当前某些人也不断鼓吹日本带给台湾“现代化”的论调。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撕破这一谎言:法律苛严和贪赃枉法令台湾民众饱受欺凌;殖民经济导致台湾农民破产;“皇民化运动”则难以更改台湾人民固守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     

川端康成和中国文学

1968年，川端康成（189－1972）以他独有的小说艺术表现了日本文化之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川端不止一次地承认日本美的传统融和了中国唐代文学的风采。他说他的心已经融汇在紫式部（约978年前后──1014年前后）的《源氏物语》之中。他认为自古至今，《源氏物语》是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就是到了现代，日本也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和它媲美”（《我在美丽的日本》）。要谈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日本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川瑞康成的影响，不妨先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着手。紫式部以精通《白氏长庆集》而得名，在小说…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变异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作家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表现出一种与日本不同的选择性。其一,两者所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内涵不同。其二,两者所体现的颓废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中日文化的差异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是产生这种变异现象的原因。     

中日文学交流史略谈

自从三世纪后期，中国书籍和文字传入日本，遂使日本逐渐有了以书面表达思想的有效手段——汉字及“万叶假名”，以后又经过日本人四百多年的努力，于是八世纪（中国盛唐，日本奈良时代），在日本先后诞生了四大文学巨著：《古事记》、《日本书记》、《怀风藻》、《万叶集》。四书中都深深打着中国经书典籍的烙印，连日本民族色彩最强烈的《万叶集》，也正如小岛宪之指出的那样：“万叶人的痕厨中有汉籍”。而且日本书面文学一诞生，就形成了两个系统，即一个是“和文学”，一个是汉文学。迄于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北来前期，日本平安时代后期…     

巧借他山石——日本平安文学对白居易感伤诗的承袭

平安文学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平安朝,“日本的汉文学”“几乎被白居易的诗文涂成一色”,它产生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在中国文学刚开始传入日本以后,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追逐新倾向,只顾模仿拟作而致。”[1]平安朝的文人在选取白诗时,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选取角度的。由于能够和日本人物哀忧郁的民族心性相契合,因此白居易的那些感伤诗成为平安文人模仿的主要对象。然而这种摹仿和承袭与白诗的主旨在有一定联系的同时也有巨大的本质不同。     

中国南北朝文论中的“感物”说与日本早期文论

中、日两国文学都被视为“重表现”的抒情文学。中、日两国的文论都认为文学家所抒之情的产生是“感物”的结果。因此,“感物”理论在两国文论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的抒情与中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关,日本文论中的“感物”理论也是在中国文论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然,日本文学毕竟是日本文学,日本文论也毕竟是日本文论,日本民族在受到中国文学、文论强烈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对它的吸收、改造而形成     

清末民初中西文学观念的接轨

英语词literature原有学问、著述的意思,19世纪后期特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审美性著述,形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秉承“诗艺”传统,彰显科学与艺术、功利与审美的区分。古汉语中的“文学”意为“文章博学”,强调文章的学术内涵和经世作用。日本学者用“文学”对译literature,通过笸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中译本传入中国。中国学者接受了新的文学概念,观念上则形成两种主要倾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注重文学的明道经世功能,将审美当作是特殊有效的手段;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强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     

论茅盾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当西方现代派文学从兴起到逐步确立之际,它的信息就传到正在经历历史性变革的中国文坛。“新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派文学的先声,一度以最进步的文艺思潮被介绍,在“纷如乱丝”的中国文艺界奏出一曲独特的插曲。而最可注目的,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茅盾,当时也曾将“新浪漫主义”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方向而加以提倡。此后几十年,西方现代派文学走过了一条崎岖而又迥异常规的路程,中国现代文学则沿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前进,终于汇成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茅盾则以这一主潮的伟大代表为世公认,以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而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暨中外女性文学研究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

:2 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直仅限于在知识圈子游走、实验 ,它是不是影响全社会现代“公民”身份的养成 ,特别是女性—公民身份的养成 ,圈内圈外并无理性自觉。而女性文学以审美“现代性”方式使人类平等意识施之于一切层面的人 ,这种文化使命要求 :女性文学决不仅仅是文学存在 ,其创作主体必须克服自身的精英主义以求得向往文化完形的全民社会认同。从前女性的非人处境 ,导致女性文学者一开始就倾向于提倡“女性—人”价值目标 ,而“女性—人”直指哲学的层面 ,侧重其形而上的意义 ;“女性—公民”旨归则规定了具体的运作方向 ,更强调实践和行动。因而中国女性文学在 2 0世纪初步呈现“女性—人”雏型之后 ,2 1世纪 ,还需朝着明确的“女性—公民文学”方向努     

中国文化东渐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和汉朗咏集》为例

在中国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经过不断地摄取、吸收和消化,“和汉融合”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的基调,而日本古代知识阶层也形成了“和魂汉才”的知识结构。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和”与“汉”并列的作品,《和汉朗咏集》的文化意义值得特别关注。无论是分门别类的编排体例,还是汇集汉诗文与和歌为一体的作品内容,无不反映出一种“和汉融合”的编纂意识,而在这种编纂意识的背后,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和魂汉才”的文学教养,以及学习、创作、朗咏“和”“汉”诗文的文学需求。《和汉朗咏集》成书后广为流传,作为文学艺术的经典和教科书被广泛阅读和研习,对其中作品进行注释的书籍也层出不穷,对后世各个时期不同文体形式的日本文学,以及“朗咏”“屏风绘”书法等艺术形式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锻造文学的筋骨——读胡润森的小说

本文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分为“筋骨型”与“皮肉型”两类,而重庆作家胡润森的小说则体现了“筋骨型”文学的特征,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筋骨型”文学是值得重视的。     

试论中日隐逸文学的异同——以陶渊明与西行法师为中心

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史上都出现过隐逸文学,陶渊明与西行法师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西行法师被称为日本隐逸文学的第一人。陶渊明与西行法师都在隐逸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隐逸动机、所创作的诗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生活于乱世,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从隐逸动机上来看,陶渊明及中国的隐逸者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西行法师及日本的隐逸者则更多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     

简论文学意象生成的心理机制

文学意象的生成每一步都不离开创作主体的心理机制而存在。“象”经“相”而成于情意;“象”与“表象”互相发明跃为“意象”,主要在于情与意的统摄,作为一种表现方式的意象体现了心理潜在的压抑;“意象”转化为“文学意象”则要求“情绪化捕捉”的能力,象征手法是审查机制的一重构成。     

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

作为“同文同种”的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的。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文化主要是学习中国,受中国的影响,然而到了近代,日本文学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与间接的,比较而言,后者要远远大于前者,但前者也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日本国策文学在海外的蔓延和变异——以沦陷期日文杂志《上海文学》为中心

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期诞生的日文杂志《上海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日本国策文学的产物,是战时日本所谓对海外“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它的主旋律是对“大东亚战争”的鼓吹。但与日本国内的国策文学不同的是,它的上海地域色彩,以及有部分中国文人的参与。内山完造是这一文学杂志的核心之一,因而在所谓的主旋律之外,其作品表现出了各种异色甚至多元的倾向。共发行六期的《上海文学》,是研究这一时期日本海外国策文学、沦陷期的上海日文文坛及变异的中日文学关系的重要日文文献。本文的工作主要聚焦这份湮没已久的日文杂志的梳理,在揭出其文献价值的同时,依据原始文献,对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海外国策文学的底色和异色进行评析,以此来探讨这一时期海外日本文人对于这场战争和中日关系的认知。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直仅限于在知识圈子游走、实验,它是不是影响全社会现代“公民”身份的养成,特别是女性—公民身份的养成,圈内圈外并无理性自觉。而女性文学以审美“现代性”方式使人类平等意识施之于一切层面的人,这种文化使命要求女性文学决不仅仅是文学存在,其创作主体必须克服自身的精英主义以求得向往文化完形的全民社会认同。从前女性的非人处境,导致女性文学者一开始就倾向于提倡“女性—人”价值目标,而“女性—人”直指哲学的层面,侧重其形而上的意义;“女性—公民”旨归则规定了具体的运作方向,更强调实践和行动。因而中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初步呈现“女性—人”雏型之后,21世纪,还需朝着明确的“女性—公民文学”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