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与哈代共、异性探析

鲁迅与哈代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清醒的悲观与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在其各自的代表作《阿Q 正传》与《德伯家的苔丝》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当然,鲁迅的悲观更多是现实的、历史的,哈代则更多是哲学上的;鲁迅的笔法是内热外冷的极简约的反语风格,激发读者对现实强烈否定和激烈反抗,而哈代的笔法则是外热内冷的细腻的诗化风格,激发读者对生命保有深广的关怀和理解.     

论鲁迅的"黑色幽默"

鲁迅常以冷静从容的幽默笔法叙述一些沉重、悲惨乃至残酷的场面或事物 ,这种笔法具有现代“黑色幽默”的性质。此种黑色幽默用于正面的人或事 ,未免不够严肃或慎重 ,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鲁迅对残酷现实的愤激之情 ,显示了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     

"‘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讯’学术研讨会"综述

越文化对鲁迅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鲁迅思想的越文化渊源"、"鲁迅与越地人物的精神联系"、"鲁迅作品的越文化表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推动了鲁迅研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发展.     

鲁迅笔法初探

这一命题、虽非禁区。却也是一块废置的荒地。本来鲁迅笔法、鲁迅精神,双峰并峙,不可或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在做出那么多战斗实绩的同时,以自己特有的精神和笔法,立文坛之楷模,这是没有先例的。“逸响伟辞,沾溉文林”,应该充分评定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上的贡献和地位。而不能得鱼忘筌,冷落了载道之文,使鲁迅笔法成了废弛的荒地上零星半点的野菊花——任人采撷而又随时委弃掉的“满天星”。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后封建语境"中的鲁迅小说女性人物

鲁迅小说中呈现出一系列"后封建语境"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在这些形象纷纷走向幻灭的命运演绎中,鲁迅对时代、社会,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果戈理与鲁迅:民族"文化英雄"的赞颂者

鲁迅的<故事新编>与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都反映了作者与所在民族和故乡文化的深刻联系.乌克兰民族的伟大作家果戈理在作品中展示了本民族的性格,塑造了民族文化英雄形象而表现出复仇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浙东文化的鲁迅在作品中也塑造了具有故乡文化性格的英雄,这些英雄埋头苦干,为民请命,有着强烈的复仇精神.虽然两位作家出生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但他们都把最深的感情献给了故乡和民族,都竭力赞颂了本民族的"文化英雄".     

中国讽刺幽默小说的三座高峰

将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荟萃 ,按照其演变发展的轨迹 ,评价鲁迅、老舍、钱钟书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深刻的内在联系。鲁迅以其深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现代感受 ,创建了现代讽刺幽默小说 ;老舍既继承了鲁迅思想启蒙的题旨 ,又开启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艺术路子 ;钱钟书对文化人作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 ,并推而广之从哲学层面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精神困境     

心灵的颤动——浅谈鲁迅的复仇观念

鲁迅的复仇观念是复杂而深刻的。就复仇手段来讲,面对社会丑恶势力,鲁迅讲求“以暴抗暴”的武力复仇方式;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讲求形而上的精神复仇方式。同时鲁迅陷入了复仇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主张坚决而彻底的复仇,强调复仇的韧性与坚持不懈;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复仇”主张的怀疑感和复仇意义的虚无。     

《过客》、"自我"与鲁迅小说中主观性人物形象

鲁迅的<过客>中的"过客""少女""老翁"三个人物的形象内涵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鲁迅内心三个"自我"的象征.而鲁迅小说中那些主体感情色彩极浓的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涵无疑和鲁迅的精神内涵一脐相连,他们身上大致体现了鲁迅的思想发展变迁历程,折射了鲁迅在不同时期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甚至人生经历.这里将鲁迅笔下主体性极强的人物分为过客型、过客--老翁型、少女--过客--老翁型三类.紧扣过客的精神内涵,重点论述前两类人物类型,阐释他们的"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生存方式和"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

本文对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认为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呈现为三个阶段：其早年至任吴县县令之前,受当时前后七子复古风习的影响很深,创作上摹拟的痕迹比较重,是为摹拟期;而其在吴中的两年间,则一改旧习,创作以打破格套为特色,是为新变期;离开吴中后,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变,创作上也逐渐向传统审美规范回归,是为回归期。新变期的作品造成了文坛格局的变化,回归期的创作则体现了袁宏道对诗歌认识的日趋深入和创作的日渐成熟。     

论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兼及《四世同堂》的写作准备

老舍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以描写北平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小说为其所长.1941年前后老舍经历了抗战中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转折,他开始放弃通俗文艺、宣传文艺的写作,重新接续被抗战打断了的小说写作之旅,从写作风格、写作题材、写作体裁三方面完成了向新文学的回归,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深远的心理背景.     

古道、古文、古式:宋代文学复古的方式

宋代的文学复古和儒学复兴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都是以恢复和绍述儒家文化为明确的主题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宋代文人的理论和创作的实际情况尽管复杂,但从复古的方式上看,主要就是内容上对“道”的极端强调、语言形式上崇尚质朴平淡、体裁上重视散体文和古体诗等。     

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论“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

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其散文早期为“农家孩子”书写“水稻之歌”的乡土散文,中期为“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的海外散文,近期为“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的文化散文。不断地思考和创作,伴随着聂茂的生命历程,成为他散文创作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     

“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元结古文创作论

元结的古文创作分为两个阶段,最具特色的杂文作于天宝年间.它们偏于从政教、道德层面刺世疾邪,救时劝俗,而出语危苦激切、辞义幽约.元文除用寓言形式、独白直言形式外,多借问对形式结构其文以伸其意.元结为文主张复三代之古,直面现实,追求以儒学古道为本的艺术精神和淳朴、简明、劲直的风格,与萧、李等古文家主张有同有异,故其能以"特立之士"的姿态遥领韩愈古文革新之先.     

留学背景与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

五四前后留学归来的一批学者,如滕固、宗白华、马采、邓以蛰等,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由传统模式向现代转型,即在艺术史观、研究方法、写作体式等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这种转型是基于中西文化交融格局中形成新的文化力量和学者的创造性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化记忆、抒情策略和文类自觉——略论地震题材诗歌

研究了地震题材诗歌的写作特点,认为地震题材诗歌写作的热潮不能简单地泛化为一个文化事件,事实上,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些基本艺术问题,如文化记忆的承担、抒情策略的运用以及文类自觉的诉求等,都在这些诗歌里得到了反映,因此,应回到现代汉诗写作的语境和立场,对地震题材诗歌写作做出一种全方位的观照。     

论语体对名词和量词组合的制约作用

语体是语言功能的变体,它是名词对量词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由于语义约略、惯性意识及语音关系,谈话体中对“个”的选择具有明显倾向;而科学体中,因用语规范统一的要求,对个体量词选择具有规约性和单一性量词选择仅限于主题性名词的选择差异;在科学体和非科学体之间,量词选择具有科学体向非科学体的单向转换关系。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