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应《一切经音义》校勘“大徐本”例说

玄应是唐代初期的一位和尚,他所著的《一切经音义》是注释佛经词语的一部著作。其中大量引用《说文解字》中的材料,有些注释和“大徐本”有程度不同的出入。用《玄应音义》来比较《说文解字》“大徐本”,以《原本玉篇残卷》、《文选注》、《史记三家注》等文献中引用《说文解字》的材料为参校,通过比较分析按照讹误、衍文、脱文、倒文的顺序依次校勘“大徐本”,可以弥补今本《说文解字》的不足。     

龙璋辑《字书》所据《玄应音义》版本考

<字书>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实际词汇面貌的辞书,今已失传.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音义书,成书后流传过程复杂,版本众多,大致上分为丽藏本和碛砂藏本两个系统.清代学者龙璋从<玄应音义>中辑出<字书>佚文182条.经过对丽藏本和碛砂藏本所引<字书>情况的考察,我们认为龙璋辑佚<字书>时所据<玄应音义>的本子当属于碛砂藏本系统.     

论玄应《一切经音义》喉音声母晓、匣、云、以的分立

在周法高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反切比较法、反切用字分析法、并注多音对立考察法、概率统计法等方法,对玄应《一切经音义》中喉音声母进行了考察,证明玄应语音中喉音声母晓、匣、云、以都分别独立而有别。     

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引《诗》异文略考

据初步整理,《一切经音义》引用了《诗》各类文献,包括经、传、注等,共计约740条,实际引用《诗》经文计约338条.其引《诗》名称较杂,主要有:《诗》《毛诗》《韩诗》《诗传》《毛诗传》《韩诗外传》等.其所引“《诗》”“《毛诗》”内容多为“正文”,而“《韩诗》”等多为“训释语”等.通过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诗》与今本《诗》的异同比较,可以揭櫫《一切经音义》引《诗》的概貌及价值.     

玄应《一切经音义》注释指瑕

玄应《一切经音义》虽是佛经音义的典范之作,然其注释校勘中也存在一些疏误之处.由于玄应所用藏经底本存在许多讹俗字,而玄应承用误本,疏于校勘;或者以不狂为狂,妄作改易,导致了一些注释错误.如误将“娑卸”作“娑郵”,误将“(舒)贡(赉)”作“锡贡(赉)”,误将“捩身”作“拔身”,误将“区款”作“区疑”,误将“枕((煩))骨”作“亢(颃)骨”,这些都是失查、失校所致.     

谈散藏敦煌遗书

本文首先对"敦煌遗书"一词进行辨析,然后对"散藏敦煌遗书"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并论证提出这一概念的必要性。文章指出散藏敦煌遗书主要集中在中国与日本,世界其它地区亦有少量收藏,总数约10000号上下,合计长度约占藏经洞敦煌遗书总长度的32. 3%。文章指出这批敦煌遗书具有四个特点:一般来说,它们的长度较长,保存状态较好;非佛教典籍、文书较为丰富;往往附加有现代装帧,现代收藏鉴赏题跋、印章;但夹杂了若干伪卷、伪题跋,还混杂一批其它古写经。文章主张加紧调查,努力促进散藏敦煌遗书目录的编纂与图录的公布,促进敦煌学的发展。     

屈赋音义"考──兼以此就正于汤炳正先生

戴震（字东原）《屈原赋注》书后附《音义》三卷，习惯上称为《屈赋音义》，其作者为何人，有清以来无定说。笔者论定其为戴震作，请略述如下。一、写本与刻本的异同戴震《屈原赋注》，今所见有刻本与写本两种。刻本十二卷（《注》七卷，书后附《通释》二卷，《音义》三卷...     

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玄应是唐初的和尚,贞观末年为人慈思寺翻经法师,著有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他所作的反切,和切韵的反切不同。不但反切用字不同,语音系统也不尽相同。玄应既是长安的和尚,他的反切必能反映唐初首都长安的语音系统。这是汉语史的宝贵资料。另一方面,陆法言的切韵并不反映隋代的长安语音系统。否则,玄应一切经音义和陆法言切韵的差别不会那么大。陆法言自己声称,他的切韵是“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写成的,当然不是一时一地之音。我们把两书的反切加以对比,找出不同之点,就可考证出唐初的汉语语音系统。切韵     

试论玄应《一切经音义》中的舌音声母

关于《玄应音义》舌音的分合,诸家有不同看法。综合运用反切比较法、概率统计法和译音辩讹考察法对《玄应音义》中舌音声母进行穷尽式研究可以发现：《玄应音义》中舌音混注比例低,端知两组应该分立;从概率统计看,舌头音和舌上音属不同类别;从玄应注音体例和实际注音情况看,舌头音和舌上音区分清楚,没有混同;玄应为“文字品”比声中上咢声和舌头音代表字所作注音显示其语音中知、端组分立;译音词新译与旧译间对音用字的差异显示玄应语音中知、端二组声母有别。由此可以确定：《玄应音义》中作为声母音位,舌上音已经分立,少数后世的舌上音字残留读舌头音的现象。     

《慧琳音义》所释文字考辨

《慧琳音义》为唐慧琳法师所著,该书是佛经音义之集大成著作.琳法师耗时二十余年,“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究”,同时采录玄应、慧苑、云公、大乘基等各家音义,著成《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慧琳之书引《韵英》、《考声》、《切韵》以释音,引《说文》、《字林》、《玉篇》、《字通》、《古今正字》、《文字典说》、《开元文字音义》以释形义,此十书若不备,则取诸经史百家、参合佛意以定之.其价值非他书所能比者,“诚小学之渊薮,艺林之鸿宝”.就文字学研究来看,对《慧琳音义》的开掘还相当不充分,与之作为一部专释汉魏至唐五代佛经用字的“小学”工具书的地位是极不相符的.从《慧琳音义》一书的性质来看,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作为一部“小学”专书,具有专书文字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整理《慧琳音义》的文字,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取出佛经中的文字现象.其次,可以推进近代汉字的整理与研究,有利于建立完整的汉字学体系.再次,有助于楷字形体流变研究.第四,有助于文献整理及大型字书编纂.第五,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字料库等理论.第六,是汉字国际编码的现实需要.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辨慧琳所沟通的文字现象:考证疑难未识、考定字际关系、考探文字来源、考求字形流变、考查文献使用.     

真力弥满 万象在旁——《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读后

于亭教授自中学时代起便沉醉于中国古典文献,加之古今中外广综博览,思维活泼跳荡,一旦发为文章,自然不同凡响。其《玄应〈一切经音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研究》)30万字,可谓"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尚书音义》删改发微——以《尧典释文》为考察中心

陆德明之《经典释文》是一部专门的经典释音著作,其学术价值甚为重大,但在其传播过程中屡遭删改,今本已不复其本来面目。《尚书》因其版本的复杂性,更造成《尚书音义》原貌的变更,这一情况对该书之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探究其原貌成为《经典释文》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尧典释文》敦煌残卷与今本的细致对比为基础,结合陆德明之自序,对《尚书音义》之删改情况进行了大致推断,力图得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启颜录》成书考

利用敦煌本《启颜录》的资料,结合史志、目录记载和《太平广记》引文对《启颜录》的作者、版本源流、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再考证,认为录作者确不为侯白,史志及目录所载多卷本是据敦煌本增删而来;并进一步考订出敦煌本结集于贞观十一年六月之后不久,多卷本《启颜录》成书不早于永昌元年。     

敦煌本《大方等大集经》残卷缀合研究

《大方等大集经》是大乘佛教大集部经典的汇编,由北凉昙无谶、北齐那连提耶舍、隋那连耶舍等数代经师接续翻译而成。在现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中,该经共有171号,除4号某一卷首尾完整外,其余167号均为残卷或残片,其中不乏原属同一写卷而被撕裂为数号者。依据内容前后相承、残卷断痕或残字相互契合、乌丝栏等行款相同、书写风格或笔迹相近以及背面内容相合等因素,可将其中的38号残卷或残片缀合为13组。敦煌残卷的缀合是进一步整理研究的基础。通过缀合,除使原本身首异处的残卷或残片重聚之外,还纠正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对北敦9793号、北敦11119号、斯627号等残卷著录信息的错误,更为进一步定名、断代及校理创造了条件。     

《一切经音义》引书考论

《一切经音义》是中古时期一部重要字书,它引用了唐以前约450多种古文献,在文献学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通过对其引书的整理,就《一切经音义》引书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作一考析。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两种《异物汇苑》关系考实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五卷和十八卷两种《异物汇苑》,前者题为王世贞撰,后者题为闵文振撰。四库馆臣虽然对五卷本的作者提出了质疑,但因证据不充分,且未能考证出其真实作者,因此引发后世学者的再质疑。今通过考证指出,闵文振所撰《异物汇苑》最初是十八卷,刊刻于嘉靖十五年,此后在万历三十年之前又有一个修订后的重刻五卷本面世。今所见题为王世贞撰的五卷本,正是书商为牟利而据闵文振的五卷本刊刻后托名王世贞以传的,因此其实际作者仍是闵文振。     

黑水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

一据《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书目》记载,唐代于立政撰有《类林》十卷,但原书久已不传。本世纪初敦煌出土了几种《类林》抄本,现分藏于巴黎(P.2635)、伦敦(S.4588、78、79)、列宁格勒(DH.960、6116)。王重民先生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类林残卷”条判断P.2635即为于立政本,日本学者川口久雄所断亦同,其依据是卷数一致。1908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在西夏黑水故城遗址发掘,取走大量西夏文文献,其中便有西夏文《类林》,亦为十卷,保存完整程度远胜于敦煌残卷,且是刊本,字体清晰,印制精     

《经典释文汇校》引文

先秦古书中的文字和意义,屡经转变,阅读困难,所以汉魏以来不少的学者加以注释。唐朝陆德明采摭诸本,搜访异同,编成《经典释文》一部。陆氏所释之书有《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谷梁》、《孝经》、《论语》、《老子》各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加上第一卷《序录》共为三十卷。《释文》即为群书作音。因古代文字多以声寄义,注音即等于注义,如《序录》里举“好”、“恶”、“败”、“坏”等字为例,读者看到所注的音,即知此数字每字的词性各随音变而有不同。虽然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考证字音,但也兼及字义的解释,可惜为后人删掉不少,如宋代陈鄂校勘《经典释文》的时候,把《尚书音义》中只载形义而不载音的注文多加芟蕹,其音义兼载的,往往存音去义。据今所见敦煌写本《尚书·尧典释文》“毨”字条以下有一百五十条,而今本“毨”字下裁有七十二条,可知宋以后传本被删汰的颇多。     

《慧琳音义》断句标点商榷

徐时仪先生的《<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是当前对《一切经音义》文本的最新研究成果,徐先生的研究在校正字词讹误、辨析版本异文以及断句、标点等方面均多有凿空之见.然由于《一切经音义》批阅佛经甚夥,引证文献颇丰,徐先生之作亦难免有疏漏.本文就徐先生所校《慧琳音义》部份经卷中出现的断句、标点疑误14则加以按断,以资参考.     

《李鸿章致盛宣怀遗书》不足为据

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六期上,载有一篇《研究李鸿章晚年思想的重要资料——〈李鸿章致盛宣怀遗书》〉。正如该文的题目所显示的,作者把这篇《遗书》作为研究李鸿章晚年思想的重要资料来看待,除指出它的意义外,还考证了它的写作时间。作者认为,该《遗书》写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九日李鸿章病危之时”。不过,如果仔细读一读该《遗书》的内容,就可以知道,该文并非李鸿章生前“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