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与重塑

政府公信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和改善政府形象;有利于民众认同政府的危机治理政策;有利于民众参与危机治理。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是危机意识淡薄;危机处理方式失当;危机处理机构不健全;漠视民众的生命安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重塑政府公信力应从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完善行政问责制、构建政府与媒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入手。     

危机处理能力：行政领导公共治理能力的重要尺度

危机处理能力是指行政领导在危机产生、发展过程中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危机灾害,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主观条件和个人素质的总和。提升行政领导危机处理能力对于适应行政环境、维护政府形象、实现政府职能是十分必要的。正确认识危机处理能力与公共治理能力的关系,对提高行政领导的反应、决策、协调、沟通等综合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政府公共危机应急能力评价体系的尝试性构建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评价体系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较为合理的调查评估应当以政府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化解能力为调研对象,评价的内容主要应包含地方政府信访问题的处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及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政府绩效评估、公务员的考核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状况、公民政治心态的培养与引导以及司法公正以及民间法的司法识别等。     

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

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逐渐显露,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呈现出高发态势。其应对和处置越来越趋于复杂,仅凭政府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化解危机。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等对策,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提高政府的公共危机应对能力

重大突发事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影响范围广和破坏性大等特征,从酝酿、爆发、扩散到终结,各个阶段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这要求领导干部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必须根据事态的发展与变化对应对策略与措施作出动态的调整。应对能力具有阶段性、适变性和动态化的特征。文章从危机生命周期的理论视角,根据重大突发事件的阶段性特征,对各个阶段领导干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核心能力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领导干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进阶治理动态能力模型。     

论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公共危机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及对社会影响的扩散性等特性,使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模式无力应对其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要大力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注重提高自身形象,树立社会公信力,通过实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共同治理公共危机。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提升地方政府能力的几点思考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从以下方面不断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一是强化公共管理理念；二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三是改变地方政府管理方式；四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五是加强政府人员的能力建设与加速电子政务的步伐。     

试论我国行政权力监督缺位的根源及治理对策?

行政权力是公权力的核心。如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到位,则腐败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必须从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入手,才能找到其产生的根源和治理的对策。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主要表现在：正常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不到位,政党监督机制作用发挥不理想,社会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司法监督机制难以开展。因此,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建立以合理设置行政权力,加快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为重点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其二,建立纪检监察部门垂直领导体制,扩大党内民主范围,完善民主党派监督的政党监督运行机制;其三,提升公众的监督能力,完善信访举报制度的社会监督机制;其四,建立跨区域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制度,打破司法保护,形成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在四大监督机制的建设过程中,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是重点,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是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监督是根本。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择校治理政策的执行力问题研究

现实生活中的择校现象严重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为破解择校难题,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然而政策效果却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政策自身存在缺陷、政策执行体制不健全、政策执行者存在问题。对此,应改善择校治理政策的实施环境,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政策执行体制,切实保障政策执行;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提升执行者综合素质。     

从跨文化角度看英汉“词汇真空”现象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意蕴差异性,普遍存在英汉“词汇真空”现象。从跨文化角度探究英汉“词汇真空”现象的特征：词汇完全真空、词汇部分真空和词汇真空下的文化冲突。为了促进两种语言文化交流,重点探究了英汉“词汇真空”的归化法与异化法、意译法与音译法、改译法与借译法的翻译策略。     

理性认识能力与非理性认识能力是否存在等级之别

关于人的认识能力,传统形而上学过分强调理性认识能力的地位和作用,现当代西方哲学则更多强调非理性认识能力的地位和作用。应该综合和辩证地看待人的认识能力,把认识看做是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和非理性认识能力相互渗透、彼此交织、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二者并不能相互替代,各自有着不同的功用和任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试析中西文论中的空白范畴

中、西文论都提出了"空白"的美学范畴,都认为"空白"是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但中、西所认知的"空白"又有所不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空白"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而西方当代文论中的"空白"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中国的"空白"理论应用于各种文艺体裁,而西方仅就小说创作而言;中国文艺中的"空白"已内化为审美韵味,永远活跃而常新,而西方的"空白"只是一种省略,会因读者的艺术活动而消除。     

新常态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以新常态的提出作为出发点,分析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必要性,针对政府在治理能力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完善政府治理体制、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创新政府治理方式、革新政府治理工具的策略,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制度之治视域下高校治理能力提升探微

制度治理是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制度治理,不同程度存在权力之治、碎片之治和形式之治问题,影响了治理效能,通过构建制度体系、塑造政治生态、强化制度执行和监督执纪提升高校制度治理能力和水平,对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政府在萨斯危机事件中的政策学习能力透视

政策学习能力是一个政府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剖析了政策学习的内涵与模型 ,阐释了政策学习能力的构成 ;通过对世界各国 (地区 )应对萨斯危机的政策梳理 ,透视我国政府处理萨斯危机的政策学习能力四个方面 ,即政策信息化、法制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能力。以此为依据 ,归纳出提高我国政策学习能力的四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