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济恭汉诗意象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以儒、释、道思想为主

朝鲜朝后期宰相文人蔡济恭的汉诗作品“意象”纳用具有儒、释、道思想融合的意象,构成了作品的“意境”美.从“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方面来详细解读蔡济恭作品,体味其“意象”的情感表达以及其汉诗创作所独有的“雄伟杰出,大家手笔”之魅力,可以有效表现其汉诗作品思想内容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终极关怀:宗教对话的一种有效方式——从儒、释、道治世、治心、治身谈起

终极关怀关涉着终极神圣、终极诉求、企及路径等多个方面,它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自觉追问.以儒、释、道的“治世”、“治心”、“治身”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它们在终极神圣上是趋同的,在终极诉求方面是多元的,在终极关怀的路径选择上是多途的.终极关怀,这种契入到信仰层面的对话方式,是宗教对话的有效方式,它将架起各种宗教间对话的有利平台.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禅、儒、道之形而上与方法论的融通

中国哲学形而上指性相不二、心物不二。儒、禅、道三家于此融通。三家证悟形而上的具体方法不同,但均以“诚”为共同特征。中国哲学本体与方法、形上与形下不二。应正确认识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境界、科学与人文、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重建中国人的和谐心灵与和谐生活。     

统合儒释:王审知治闽方略探析

王审知治阁期间,从闽人奉佛的实际出发,大力扶持佛教.椎行统合儒释之治闽方略,以儒家为主,以佛教为辅,利用儒家与佛教思想的相通性以巩固统治.黄滔是其最重要的谋臣,其文章充分展现了王审知这一治闽方略.     

杜甫思想之“去儒化”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杜甫的思想"奉儒守素"、"忠君恋阙"、"仁民爱物",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然而,由于时代思潮的影响、家庭影响、人生经历和命运变化以及他特殊的人生行藏,杜甫思想错综复杂,并非儒家思想所能涵盖,儒道佛三家思想在杜甫身上并存,因此"去儒化"思想也时不时在其身上通过种种不同方式得以展现。     

印光的儒释融通思想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始终与以儒家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互动。近代中国,由于国势颓败、社会动荡,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日益明显。佛教群体中的不少僧人、居士都研读过儒家的经典,并且主张会通儒佛,试图通过改良宗教实践来实现革新现实人生的目标。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顺应时势,提倡儒释融通,尝试改良道德,成为太虚倡导的“人闻佛教”之外的另一股重要的变革思潮,不仅在近代居士佛教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当代提倡宗教对话、倡导和谐世界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徐复观论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于它所阐发的儒道美学思想的会通.徐氏以"心的文化"为前提、背景和哲学基础,对儒、道艺术精神展开诠释.分析、提炼徐氏关于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的观点,有利于总结儒、道两家在人格修养、工夫、境界、为人生而艺术四个方面的相通相和.     

儒、佛、道修持思想与实践探源

儒家、佛家、道家三者丰富、深奥、价值弥高的修持思想和实践,根植于原始文化土壤.其中,巫史祝卜为儒家修持之学打下深刻的文化烙印;神仙方术直接催化了道教修持思想与实践;而古印度原始宗教则推进了佛教修持之道.理解与解释儒佛道修持思想与实践,不能脱离其所产生的原始文化生态和古老思想母体,否则,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儒释道精神与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以儒释道精神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生活和行为方式;而儒教、道教、佛教作为宗教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尤其体现为对其天命观、鬼神崇拜意识等宗教心理的塑造.在儒释道教化大背景下阐释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意义的.     

儒、释、道的自由观比较研究

儒、释、道自由观均重视人的自由问题,但在出发点与时效性方面存在差别。儒家是以“人学”为核心内容的学说;佛教是从修心的角度出发的,追求来世精神自由;道教是追求得道成仙,向往无拘无束的活神仙境界。这三者的自由观均有糟粕之处,应给予扬弃。     

儒、释、道对初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的初唐时代,道家的自然旨趣通过王绩而实现着“从脂粉绮罗走向荆钗布裙”的努力,佛教的民间传播通过王梵志等人实现着“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发展,儒家的社会理想通过“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实现着“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开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初唐诗歌渐渐摆脱了六朝宫体的遗风余绪,而开启了万象更新的唐诗气象。     

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人学”本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三教关系折射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许多重大关联。《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抓住儒佛道三教的"人学"核心,从三教的人学教化理论、三教关系的人学融合理论、三教的完人理想、三教人学的当代意义等方面,对三教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人学"纲领统一下三教关系史上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恰当、合理的解释。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儒、释、道对晚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家彼此渗透、重新整合的晚唐时代，一种长于抒情、偏于写意、善于表现、贵于朦胧的新的审美理想－－优美在此时形成。这一新的审美理想在诗歌创作中通过“不光是泳史的怀古诗”、“不仅是言志的无题诗”和“不限于男女的爱情诗”等大量的作品得以具体展现。正是从晚唐开始，诗歌艺术由壮美、崇高的外在开拓，重新回到了优美、和谐的内心志趣，并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审美之旅。     

儒、释、道的“三农”观比较研究

儒学、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三农思想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认真总结三家的"三农"思想及其实践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解决我国新形势下出现的三农问题,不但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而且也具有较大的学术理论意义.     

从相争到合流——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

伴随儒学独尊、佛教传人、道教兴起,“三教”在伦理本位、形神因果、夷夏之变、仪礼教法几个方面展开了长期的论辩。经过约五六百年的对话,儒释道终于从相争走向合流,逐步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新文化格局。此一过程启示我们：在多元宗教的背景下,回避冲突、引人暴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化解宗教冲突还是应走对话的道路。以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情形论,功能似合流与本位似合流或是宗教合流的两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化解宗教冲突。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