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对话、世界和平与和谐社会

世界和平需要宗教之间加强对话。宗教对话应重视借鉴“东方模式”的经验,那就是各种宗教之间长期和睦共处、互相尊重、互相促进。这种“东方模式”有着深厚的文化支撑、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家的法律保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对于促进世界宗教对话、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世界各大宗教在世界观上的相通

当代世界的冲突,要求世界各大宗教和平共处和友好对话;而宗教对话滞后的一大原因,是未能找到共同的宗教哲学基础。如果我们考察东西方各大宗教的哲学论述,并对它们的世界观进行深入的本体论思考,则不难发现,至少在作为过程的世界、运动的和有机联系的世界、多元的和根本统一的世界等方面,世界各大宗教的确是可以相通的,换言之,宗教之间的对话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的。     

以人性的宗教创建和平

近年来，我们一直积极推进“文明间对话”、“宗教间对话”活动。在宗教史上，经常会出现盲信与不宽容的一面，这完全游离了对话精神。抛开教义信条，进行满溢自律和理性的对话，才是宗教的生命线。背离对话，则可以说是宗教的自杀行为。因此我们SGI在推广以佛法为基础的人性主义时，无论遇到多少疯狂、自以为是和不信任等障碍，也绝不降下“对话”这一人性主义的黄金旗帜。     

冷战后战争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冷战后,在引发战争冲突的诸多因素中宗教文化因素的作用凸显。但宗教差异和纷争只是战争冲突的载体和表征,并非实质原因,战争的深刻根源是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对抗性矛盾。现阶段,宗教经常被用作引发和激化战争冲突的工具和手段,这一现象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为防止宗教被“妖魔化”和“工具化”,被恐怖组织和霸权主义所利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国际社会要促成世界各大宗教间的交流与对话,使文化差异朝着融合的而不是对抗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应放弃文化歧视理念,致力于促进落后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为创建和谐的国际社会和人类持久和平愿望的实现作出贡献。     

共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文化资源——我国前辈学者探索成果评述

鉴于宗教对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内外学术界近十几年来越来越注重反思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以发掘有助于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本文所评论的是中国老一代著名学者所做的相关理论探索,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特点的重新认识;二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的概括总结;三是中国文化传统可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的思想资源。     

诸神相容之可能性?——宗教对话展开之症结与契机

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科尼尔所言宗教对话之不可能性,都显示了一种宗教在人们身上的根深蒂固性.然而,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一系列事物对于信仰者的意义并非单纯,在某些方面宗教对话较易展开,而在其他方面却相对较难.人们对意义世界确定性的依赖和追求构成宗教对话的核心阻碍.但当代全球化形势下的宗教转型、信仰者的多元认同交叉和各种宗教对话理论的建构,为宗教对话障碍的消解提供了契机.     

全球伦理运动与宗教对话展望

基于全球苦难和全球责任的伦理实践构成了新的宗教对话的出发点、动力和支柱.事实证明,基于全球伦理运动的实践的宗教对话在现实世界是可行的和富有成效的,是对未来宗教间对话大有裨益的.     

宗教对话的理论动向及其现实启发

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渐趋明显而严峻,宗教对话研究随之成为国际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个前沿领域。着眼于宗教对话研究的新近理论倾向,首先,提炼出两种新的宗教对话观——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并概括其主旨要义;其次,试对这两种新理论动向加以比较性的方法论反思;最后,试论二者的借鉴意义,这对于我们积极促进中国的宗教关系、特别是政教关系的平稳发展会带来现实的启发。     

宗教与信仰关系之辨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产生之初就被人们所信仰,带着虔诚、悬疑和神秘色彩掺杂到风俗民情中,以至最后成为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思想工具。从原始宗教到神性宗教再到现代的道德宗教,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革与发展,宗教却始终占据着重要的社会地位。究其原因．恐怕与其本质——“信仰”不无关系。信仰是宗教的核...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在神言与人言之间──宗教对话的理论难题

宗教对话有其特殊的困难,一方面由于神言是不可言说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此加以言说。这样,宗教间的对话就常常变成一种“独白”或宣教,无法达到对真理和终极关切的再理解。但宗教对话可以就人类所共同遭遇到的问题和病痛加以对治,并由此来达到对话所要达成的目的。     

宗教生态学论纲

今日世界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无情的事实说明 ,环境危机与人类的精神危机紧密相连。人类需要从宗教的视野重新考察自己的世界观和伦理。因为 ,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 ,宗教都主导着人类看待自然的基本态度。而且 ,宗教具有道德力量 ,可以促使人类尊重自然 ,为生态保护提供精神动力。当前世界各种宗教正在对环境危机做出积极反应 ,宗教与生态学之间的对话日益扩展。     

为“神”申辩——柏拉图理念世界之“神”和宗教世界之“神”的辨析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围绕着“神”而构建的,在“神”的身上凝聚了他的基本哲学构想。究其实质,这位“神”是理念世界的创造者,是善与美的统一体,是永恒的自存自在。柏拉图理念世界的“神”与宗教世界的“神”紧密联系,都具有超自然的神的特性,表现着终极实在,理念神从宗教的多神教中来,向一神教发展;同时,他们在基本属性、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对人类的引领作用、存在的思想基础方面又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藏传佛教“利美运动”的现实意义探析

［摘要］“利美”，也称“利美运动”，是19世纪兴起于康区的由藏传佛教著名学者降央钦则旺波、贡珠云丹嘉措等倡导和发起的一场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利美运动”虽然是藏传佛教内部各教派之间展开的一次互动、调和与对话，但它以开阔的视野和多样性的表现方式深刻影响了藏传佛教及藏族文化，促进了宗教之间的和谐与对话。本文通过对“利美运动”的历史追踪与文化分析，对这一运动蕴含的丰富学术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提出了摒弃宗派偏见，在沟通与对话中建构中华宗教文化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观点。     

《诗经》宗教现象原论

《诗经》文本具有浑朴的性质。除文学属性外,其《雅》《颂》篇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初民的宗教行为、心理及朴素的宗天思想与多神崇拜构成“雅颂世界”属神性的一极;而初民对未知世界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建构了“雅颂世界”的宗教基石。“雅颂世界”的宗教情感,体现了中国宗教思想的人文精神,隐含着寓政教于神恩的主题倾向     

论费尔巴哈的对话辩证法

费尔巴哈并没有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 ,而是在批判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话辩证法。在费尔巴哈看来 ,辩证法是“我与你”的对话 ;“我与你”的对话是人自身的原初活动 ,表现为爱的宗教 ;通过“我与你”的对话、通过爱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所以 ,费尔巴哈的对话辩证法、爱的宗教与人本主义是同一的。     

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现代视域

通过政治批判实现宗教批判,是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核心。其著名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判断,其基础是哲学无神论与激进政治立场,但其中包含了值得肯定的的宗教社会学视角。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当从宗教的近现代转型及其现代性世界的世俗化取向上进行把握。马克思开辟了一条区别于现代人本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宗教观变革的新的宗教批判道路,并同后两条道路形成了强有力的批判性对话,诸如迪尔凯姆的宗教观乃是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再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宗教研究方面切入了现代性世界及其文化的一些主要方面,但总的说来是让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过多地从属于人本主义路向,甚至舍弃掉激进的政治立场。这一状况同现代性世界的虚无主义处境对马克思批判资源的应有要求,仍然存在着相当距离。     

蒂利希“终极关怀”理论及其对宗教对话的启示

与以往的宗教学说相比,终极关切说显然更有概括性和开放性,更能征得"普遍同意",也更易达成"学术共识"。该学说可谓把宗教学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为"宗教比较"和"宗教对话"提供了"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平台"。"终极关怀"在理论上取得并建立了宗教对话的共同基础,为宗教和平对话提供了前提条件,为达到各宗教和谐共处,进而推动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马丁•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及其 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联系

[提要]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包含着强烈的对话解释学、对话哲学与关系哲学维度,实际上这些维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基础就在于“我-你”关系对话。布伯这种“我-你”关系与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核心的解释学“我-你”关系得以成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与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